2016年4月18日 星期一

徐和瑾 1940-2015;匈牙利人名Pogany之翻譯

董橋:
加州卡洛琳來電郵說剛收進一部善本書,柯爾律治的《古舟子詠》,一九一〇年波加尼Willy Pogany插圖本,畫家簽名,古體美術字排印,只印五二五部,編號一八八冊,...波加尼十九世紀末葉生在匈牙利,一九五五年七十三歲死在美利堅。布達佩斯理工大學修讀藝術,到慕尼黑到巴黎深造,壁畫先出名,油畫水彩和插圖漸漸享譽,德國法國英國名望大極了,一九一五年三十三歲遷居美國,給紐約兒童劇院和尼亞加拉瀑布發電廠畫的壁畫最著名。一生設計的書籍配圖的名著一百五十多種,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圖書館檔案室珍藏他的資料最多最齊。波加尼畫《古舟子詠》李儂早年要我留心,說是里程碑,很難找,威爾遜從紐約郵購一本,李儂求他相讓他不肯,說一位老顧客預訂的,不便食言:切爾西裝幀店皮裝,金光燦爛,有點俗氣,李儂說慢慢找也許會找到更好的裝潢。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ly_Pogany
Asked how his name was pronounced, he told the Literary Digest that in America it was po-GAH-ny. "However, in my native Hungary this name is pronounced with the accent on the first syllable with a slightly shorter o and the gany is as the French -gagne (the y is silent)": PO-gah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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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和瑾:愛,讓我重譯《追憶似水年華》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1月29日10:33來源:天津日報鄭長寧

  徐和瑾,1940年出生,翻譯家,復旦大學法語系教授。主要譯著有巴爾扎克的《交際花盛衰記》、左拉的《娜娜》、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塞利納的《長夜行》、莫迪亞諾的《地平線》等。自2004年開始以一己之力翻譯現代主義經典巨著——法國作家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至今已出版前四卷。
  印象
  優秀的翻譯
  作品是“磨”
  出來的
  如果你見到徐和瑾先生,恐怕很難會把眼前這位儒雅的老人同普魯斯特、莫迪亞諾、左拉、莫泊桑等諸多法國文學家的名字聯繫起來。他就同大學校園中無數老先生一樣,和藹、謙遜,與人交談時始終面帶微笑。當得知他將無數經典法國文學作品翻譯成中文,人們不禁會發出嘖嘖讚歎,這讚歎有對老先生才華的欽佩,更有對他將這麼多優秀作品介紹給讀者而表示的感謝。
  作為翻譯家,徐和瑾先生習慣把自己關在書房裡。對於他來說,書房就是“戰場”。當一部膾炙人口的作品被翻譯出版之後,拿到這本書的讀者很少會想到,如此精美的文字,就是在這樣的書房中被逐字逐句譯成漢字,被讀者爭相傳閱的。
  徐和瑾先生今年已經75歲高齡,作為著名翻譯家,他翻譯了無數法國文學作品,特別是從2000年開始,他獨自翻譯的法國文學家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備受關注,幾乎每隔幾年就會有一卷作品翻譯完成出版。因此,徐和瑾先生也成為中國無數普魯斯特的讀者心中的偶像。他幾乎每天都會收到讀者寫來的郵件,詢問他作品翻譯的進度,打探新一卷作品的出版時間。還有很多“追憶”迷,在網上建立了“普魯斯特”和“追憶”貼吧,在貼吧中,徐和瑾先生獨自翻譯這部作品的情況,一直都是人氣最高的話題。
  “普魯斯特是20世紀世界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也是意識流文學的先驅和大師,他的代表作《追憶似水年華》一直是中國文學界喜愛的作品,小說中很多優美的名篇佳句都已經成為經典。”徐和瑾先生認為,這也是這部作品令文學愛好者推崇的重要原因。
  徐和瑾先生把獨自翻譯《追憶似水年華》視為自己翻譯生涯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形容他的翻譯過程是“磨出來”的,他把常年嚴謹的治學態度帶到這部作品的翻譯過程中,對原著中任何一個模棱兩可的單詞,他都要查遍資料,甚至在每一卷作品出版之前,他都要自行反復校閱通讀幾遍。如今,《追憶似水年華》已出版了四卷,剩下的後三卷還在翻譯過程中,他希望自己翻譯的全套作品能夠早日面世,這不僅是他的心願,更是讀者的心願。
  法語教學成就了我的翻譯事業
  記者:作為資深的法語翻譯家,請您向讀者介紹一下,您如何走上法語專業翻譯研究的道路?
  徐和瑾:我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那時候叫上海外國語學院。最初學俄語,後來又學了捷克語和匈牙利語,但這些語言都沒能成為我的主攻方向。我畢業後進了復旦大學當老師,教了兩年俄語。因學校要開設法語專業,又派我到上海外國語學院進修。在“上外”,我第一年聽一年級的課,一位教師說高年級教師配置好,建議我去那邊,於是第二年我就到三年級聽課。但好景不長,聽了一個月,學生就被送去參加“政治運動”了,我只好回二年級的班裡。一個學期後,參加“政治運動”的四年級學生回來,我就回到四年級的班上去學習。
  1970年,我和另外一名教師在復旦創辦了法語專業,開始正式教授法語。1978年,我去法國進修,也由此確定了自己在語言研究和文體學方面的學術方向。當時接觸了法國現代主義作家塞利納和普魯斯特的作品,因為他們的作品在文體上獨具特點,我也對他們的作品發生了興趣。
  記者:在當時那個年代,選擇從事外國語言研究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吧?
  徐和瑾:我父親過去在上海的美國公司工作,後來去了香港,又移民到加拿大。那個年代我雖說有這個“海外關係”,但對我影響並不是很大,還算順利。我記得1970年在奉賢幹校,我晚上躲在蚊帳裡看勒布朗寫的亞森·羅平探案集《813之謎》,這是著名翻譯家陸穀孫教授送給我的,陸教授是《英漢大詞典》的主編,這本書是他父親的藏書。這種俠盜小說,在當時覺得特別好看。在幹校時,系裡的組長來跟我的鄰床(現在是我樓下鄰居)打聽我在看什麼書,還好他沒有“出賣”我,否則我至少得挨批。1985年我出了第一本譯作——巴爾扎克的《交際花盛衰記》,是三人合譯;緊接著出的第二本譯作就是《813之謎》,也是合譯。其他很多法國小說我都讀過,也正因如此,我在給大學四年級學生上精讀課時,能夠自己選編一些法國19世紀、20世紀作家的作品片段,後來有一部分整理成文,發表在《法語學習》上,共有十來篇吧。
  記者:在您翻譯的眾多法國文學作品中,有哪些作品給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徐和瑾:在翻譯了《交際花盛衰記》之後,我又陸續翻譯了米歇爾·代翁的《一輛淡紫色出租車》、讓·皮埃爾·韋爾代的《星空:諸神的花園》和《思考宇宙》、芒迪亞格的《黑色摩托》、塞利納的《長夜行》、安德烈·莫洛亞的《普魯斯特傳》、拉巴雷爾的《杜拉斯傳》、紀德的《偽幣製造者》和《梵蒂岡地窖》、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左拉的《娜娜》、杜拉斯的《英國情婦》和加繆的《局外人》《鼠疫》等。
  這些翻譯作品每部都有不同的風格,很難說哪一部作品給我的印象最深。我是法國普魯斯特研究中心通訊研究員,也是法國普魯斯特之友協會會員,從2005年開始,我同譯林出版社合作,陸續翻譯出版普魯斯特的小說《追憶似水年華》的新譯本,應該說這部作品對我來說很重要。
  記者:普魯斯特是中國讀者十分熟悉的法國作家之一,他所寫的《追憶似水年華》也有很大影響,您如何看待普魯斯特?
  徐和瑾:我是上世紀80年代最早介紹普魯斯特的人之一。普魯斯特的意識流文字,那種連貫不斷、猶如一個套一個、一個接著一個打開的文件夾的描述性語句,是他最令人著迷的地方。1982年,我曾經寫過《馬塞爾·普魯斯特》一文發表在《外國文學報導》上,當時被視為有開創性的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對他的問題進行了分析,比如句子如何結構、意義表達如何既主觀又精緻有序,並非純粹的胡思亂想。這些都是普魯斯特的迷人之處。
  普魯斯特希望所寫的就是讀者所想
  記者:是什麼原因讓您決定重譯《追憶似水年華》?
  徐和瑾:我覺得,普魯斯特一生實際上只有這一部著作,其他作品都是在為《追憶似水年華》做準備。他在法國文學界的地位非常重要,而《追憶似水年華》更是20世紀最偉大的作品之一。我之所以開始獨立翻譯《追憶似水年華》,是緣於偶然。當年我給浙江文藝出版社翻譯了《普魯斯特傳》,它的本名叫《尋找馬賽爾·普魯斯特》,翻譯後改成《普魯斯特傳》。我對出版社的編輯說:是不是後面應該附一個《追憶似水年華》的內容提要?編輯同意了。我就把法國出版的內容提要翻譯了出來,一共有五六萬字。不過,後來由於種種變故,這五六萬字的內容提要最終沒能隨著《普魯斯特傳》出版,而在翻譯內容提要的過程中,我發現舊譯本里面的譯名有許多不統一的地方,因此,我萌發了重譯的念頭。我和推出第一版《追憶似水年華》的譯林出版社溝通,他們專門把我拉去開會研究這件事,決定重新翻譯出版。如果非要讓我找出一個重譯的原因,那隻有一個字:愛。
  記者:您現在重譯《追憶似水年華》的進度如何,重譯本與之前的譯本有哪些不同?
  徐和瑾:目前已翻譯出版了這部小說的前四卷。當年的舊版中文譯本由15位譯者合譯,我在翻譯中發現,那個譯本在對原文的理解方面有不少問題,語言風格也不統一。我在翻譯中也有許多問題,好在我的法國朋友專門從事普魯斯特研究,涉及一些不好理解的問題都由他來解答。另外,小說中的一些句子,如不加註釋,就無法理解其含義,因此新譯本增加了不少註釋。由於這部小說內容十分豐富,為幫助讀者理解,我又在各卷的譯後記中作了詳細分析。普魯斯特希望他所寫的也就是讀者心裡想的,我想讀者看了之後都會有自己的收穫。
  記者:這個過程中您覺得難度大嗎?
  徐和瑾:重譯工作可以用“難得不得了”來形容,因為這部小說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這就要求譯者必須具備較為廣博的知識。比如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字面的意思,文中的句子應該怎麼理解。比如翻譯第三卷的時候,有一句話,是諾查丹瑪斯預言詩中的句子,如果你不了解,就很難翻譯。其次是根據文字引申出來的一些問題,比如說一些人物、一些事情,要作註釋,所以這兩卷裡面註釋也非常多。比如第二卷中提到巴爾扎克對桑達的過分吹捧、尼采反對瓦格納等,都有出處和典故可查,中國讀者對這些可能不是很熟悉,因此需要加上譯註。第三個問題就是對作品整體的理解,我並不希望讀者都按照我的意思來理解,但希望這些工作能夠起到一些作用。
  記者:您提到法國朋友對您的重譯工作幫助很大,能具體談談嗎?
  徐和瑾:我指的是我的法國朋友米伊,他長期擔任巴黎第三大學普魯斯特研究中心主任,搞了十幾年普魯斯特研究,現在還在編《普魯斯特學刊》。僅在翻譯第一卷時,我就向他提了六百多個問題。這些問題當然不是我把句子寫出來,問他這是什麼意思。而是寫出句子之後,還要把我的幾種理解方式寫出來,由他來選擇正確答案。當時電子郵件還不是非常普及,我每次問題寫好後都要打印出來,寄到法國,米伊在上面回答好了以後再寄回中國。這樣的信來來回回有十幾封,確實是很苦。
  記者:《追憶似水年華》在文藝青年中備受推崇,您對這種現像如何看待?
  徐和瑾:這當然是好事,現在年輕人的品位比我們當年進步太多了。不過,我也發現有些非常流行的誤解。比如,現在的讀者和媒體都把《追憶似水年華》理解為一本美文薈萃,好像讀它就是為了欣賞美文。其實讀完第一、第二卷,讀到第三卷你就會發現:頭兩卷里馬塞爾回憶自己小時候對上流社會的看法,覺得一切都很美好,寫出來又優美又浪漫,第三卷馬塞爾長大了,對上流社會的沙龍文化有了懷疑和批判,他越是在社交界取得成功,就越是對社交界失望。此外還有大量篇幅是他對當時的藝術與文化的評價,褒貶現實的成分多,純抒情的部分越來越少。
  翻譯家應該傳達作者聲音
  記者:莫迪亞諾在201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您是他的《地平線》的翻譯者,您是否接觸過莫迪亞諾,他對您翻譯的作品有何評價?
  徐和瑾:我本人沒同他接觸過。不過,我譯的《地平線》的譯後記,曾被譯成法文,由法國出版社給莫迪亞諾過目,莫迪亞諾對我譯後記中的看法沒有異議。如我提出《青春咖啡館》應該譯成《迷惘青春咖啡館》,就得到了他的認可。至於他對我翻譯作品的反應,我就不得而知了。
  記者:目前法國文學作品在中國讀者中反響如何?您認為法國文學最迷人的地方在哪裡?
  徐和瑾:法國文學一直受到中國讀者的喜愛。至於最迷人之處,因作品各有特點,讀者各有所好,不能一概而論。從我來說,年輕時喜歡情節曲折的小說,如《三個火槍手》,當時看的是簡寫本,後來在上海外國語學院學俄語時看了俄譯本,還看了續集《20年之後》 ,到復旦大學工作後又看完另一續集《布拉熱洛納子爵》。《基度山恩仇記》也是情節曲折的法國作品,我當時是在上海圖書館看的,去了四次才看完。我譯的小說中,《交際花盛衰記》和《漂亮朋友》就屬於此類。1978年至19​​79年,我在法國進修時,又對塞利納和普魯斯特的小說發生了興趣。因為從文體風格來看,前者使用巴黎郊區工人的大眾法語,後者則是長句眾多,而我當時正好把法語文體學作為研究課題。
  記者:中國讀者早前接觸最多的是傅雷先生的法國文學翻譯作品,您翻譯的作品也有自己的風格,請問您如何看待“翻譯風格”,又是如何給自己的翻譯風格定位?
  徐和瑾:傅雷先生的譯作是讀者十分喜歡的翻譯作品,但他無論翻譯哪位作家的作品,譯出的都是他傅雷的風格。我因為研究的是文體學,因此覺得譯文的風格應該盡量接近原作的風格。2014年上海書展時,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奈保爾就曾經談到,譯者要有原作的行文節奏,翻譯家是原著作者的聲音,也就是說譯文要表現出原作的風格。當然,與此同時,譯文也應該通順流暢。我覺得譯作不應該都像從一個模子裡出來的,另外譯者的情況各不相同,譯出來的東西也不會完全一樣。
  記者:您對於文學作品的翻譯一向追求嚴謹,包括地名、人名的考據,但是也有讀者認為文學翻譯只要把故事講清楚就可以了,您為什麼要追求這些細節?
  徐和瑾:文學作品有虛構的成分,也有真實的部分。有些地名、人名,就應該如實譯出。另外,法國不少文學作品中,人物活動的地點在巴黎,而他們所到的街道和活動的範圍,則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他們的社會地位。所以我覺得這些是不能馬虎的。
  記者:很多文學作品翻譯者會對文學作品進行再加工,作為文學翻譯家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徐和瑾:我覺得翻譯如同走路,能筆直走就直譯,不能筆直走就轉個彎,也就是意譯,譯出其意思。至於理解,只能是正確理解,而不能把自己的理解強加給作者。
  徐和瑾自述假如不做翻譯,就去研究科學
  我在上學的時候特別喜歡理科,如果不是進了上海外院學了俄語專業,我很有可能就是個出色的理科生。我在上大學的時候,還組織製作過一架滑翔機。當時學校組織模型比賽,因為我在中學裡曾經搞過飛機模型,於是就跟幾個同學一起鼓搗起來,最後做了一個好幾米長的滑翔機模型,放在宿舍樓邊的操場旁,很多同學都爬到飛機上去照相。前幾天,我找到了當​​時的照片,掃描進電腦,希望永久保存。當然,那隻是模型,是飛不起來的,如果真的能造一架能夠飛起來的飛機,那我肯定就會換專業了。
  我對一些理工類的學科一直感興趣。有一段時間,我一直在給上海的《科技畫報》翻譯科普文章。那時大約是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期,《科技畫報》希望找一些能夠翻譯羅馬尼亞語和匈牙利語的譯者,我就試著翻譯了一些文章給他們寄去。很多同學都很吃驚,我一個俄語專業的學生,怎麼能懂東歐語言呢?就連《科技畫報》的編輯也不太相信。其實過程是這樣的:我那時喜歡集郵,偶然一次機會在學校圖書館看到了一本匈牙利出版的集郵雜誌,上面有一則“徵友”啟示。我就拿起筆,給那本雜誌寫了一封信,說我是一名中國學生,希望結交一些國外的集郵愛好者。沒想到雜誌很快把我的聯繫方式刊登了出來,於是有幾位東歐的朋友開始和我寫信聯絡,交流集郵的感受。從那之後,我結識了不少東歐的朋友,大家互通信件的同時,也鍛煉了語言能力,我也因此先後學習了德語、捷克語和匈牙利語。
  後來,《科技畫報》的編輯了解到這個情況,給我寄了很多匈牙利的科普類雜誌,讓我翻譯一些科普類的文章,介紹給中國的讀者。在翻譯這些科普文章的過程中,也讓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很多理工學科的常識,讓我更加喜歡科學。所以,我有時會和朋友們講,如果我不搞翻譯專業,那我一定去搞科學研究,科學實在是很讓人著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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