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9日 星期三

dissident「異議分子」、異議人士



dissident
noun [C]
a person who publicly disagrees with and criticizes their government:
political dissidents


彭淮棟先生 (著名譯者) :<譯歷自述>
自鑄新詞
字典有大用,而尺有所短。譯者於原文不見於中文辭書之字詞,允宜細考其義,自運鑪錘,創發新詞,不惟豐富中文,亦且嘉惠讀者。
.余未入聯經,已為聯經翻譯博藍尼《意義》、《博藍尼講演集》、《科學,哲學與社會》諸作。博藍尼談知識、思想,而時涉政治,數次提及東歐dissident。其時中文尚無dissident觀念,無論翻譯,余考索英文字根,幾經敲磨,譯為「異議分子」

大數據控制不是極權主義的象徵嗎?是的。我們當然不會忘記人臉識別、手機監控、無處不在的攝像頭,還有海量信息收集編碼系統,它們在中國是政府控制異議人士的工具,也是鎮壓新疆穆斯林的工具,所以大數據控制乃《 1984》的當代版、人權迫害的代名詞,早已聲名狼藉。然而,當大數據控制用於抗疫呢?

2020年4月28日 星期二

譯人單德興:翻譯與脈絡;翻譯家余光中

翻譯家余光中

翻譯家余光中
作者 : 單德興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19-10
頁數: 352
定價: 75.

內容簡介  · · · · · ·

作者簡介  · · · · · ·

單德興,台灣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研究領域包括美國文學史、華美文學、比較文學、文化研究、翻譯研究等。著有評論集《故事與新生:華美文學與文化研究》《論薩義德》《翻譯與脈絡》《翻譯與評介》,訪談集《與智者為伍:亞美文學與文化名家訪談錄》等,譯有《知識分子論》《權力、政治與文化:薩義德訪談集》《格里佛遊記》《禪的智慧》等十餘本專著,並出版文集《我打禪家走過》《邊緣與中心》《禪思•文思》。

目錄  · · · · · ·

論述
一位年輕譯詩家的畫像——析論余光中的《英詩譯註》/2
在冷戰的年代——英華煥發的譯者余光中/56
含華吐英:自譯者余光中——析論余光中的中詩英文自譯/99
附篇——余光中英文自譯詩作之演變/131
左右手之外的繆思——析論余光中的譯論與譯評/157
訪談
第十位繆思——余光中訪談錄/190
勤耕與豐收——余光中訪談錄/238
守護與自持——範我存訪談錄/261
散文
既開風氣又為師——指南山下憶往/288
翠玉白菜的聯想——余光中別解/294
“在時光以外奇異的光中”——敬悼余光中老師/299
“譯”往情深,精進不已——追念翻譯家余光中老師/310
附錄
余光中譯作一覽表/328
部分人名、作品名對照表/330





翻譯與脈絡

台北:書林,2009


單德興
  國立台灣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曾任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理事長,美國加州大學(爾灣校區、柏克萊校區)、哈佛大學、紐約大學、英國伯明罕大學訪問學人及傅爾布萊特資深訪問學人,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國立交通大學外文系兼任教授,靜宜大學英文系兼任講座教授,並兩度獲得行政院國科會外文學門傑出研究獎,第六屆梁實秋文學獎譯文組首獎,第三十屆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著有《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反動與重演:美國文學史與文化批評》、《邊緣與中心》等,譯有《美國夢的挑戰:在美國的華人》、《文學心路:英美名家訪談錄》、《知識分子論》、《格理弗遊記》、《權力、政治與文化:薩依德訪談集》等十餘本專書,主編或合編多種專書及期刊,並與李有成先生、張力先生擔任《朱立民先生訪問紀錄》主訪。研究領域包括美國文學史、亞美文學、比較文學、文化研究、翻譯研究等。
目錄
序 
翻譯與脈絡──兼談雙重脈絡化的理念與實踐
第一章
譯者的角色
第二章 
翻譯.經典.文學──以Gulliver’s Travels為例
第三章 
翻譯.介入.顛覆:重估林紓的文學翻譯──以《海外軒渠錄》為例
第四章 
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
第五章 
含英吐華:譯者張愛玲──析論張愛玲的美國文學中譯
第六章 
含華吐英:自譯者余光中 ──析論余光中的中詩英文自譯
第七章 
左右手之外的謬思──悉論余光中的譯論與譯評
第八章 
理論之旅行翻譯:以中文再現Edward W. Said ──以Orientalism的四種中譯為例
附錄
我來.我譯.我追憶──《格理弗遊記》背後的「遊記」

我的翻譯(研究)因緣──代跋
翻譯與脈絡
——兼談雙重脈絡化的理念與實踐
單德興
  回顧自己的文字生涯,可以看出我的譯者身分其實遠早於學者與作者的身分:第一篇譯作發表於1976年,當時就讀大學四年級,第一本譯著出版於1977年,但正式發表論文卻要到1982年,第一本學術專書出版於2000年,而以作者身分出書更是遲至2006年。再就自己的定位而言,身為專業研究人員當然是名正言順、不折不扣的學者,但我不以鑽研自己的學術領域為滿足,多年來譯述不輟,產量雖然不能與專業譯者相比,但在台灣的學者中也稱得上是「異數」,而且在一般中文讀者中,知道我譯者身分的人很可能遠超過知道我學者與作者身分的。面對這種情形我非但不以為憾、為忤,反而引以為榮,因為畢竟對外文系出身的人來說,從事翻譯工作既是專長,也是本分。
  多年來我不願在原先翻譯論述的窠臼裡打轉,因而投入翻譯的實踐,直到近年才逐漸找到自認適當的切入點,並結合實作經驗,陸續在不同場合發表相關論文,部分的成果就是眼前這本《翻譯與脈絡》。因此,本書絕非抽象的翻譯論述,也不是一般的譯評或譯論,而是結合了多年實務經驗的學術反思,落實於特定議題、文本及脈絡的探討,並特別拈出「雙重脈絡化」(dual contextualization)一詞來形容我的翻譯理念與實踐。如果說這個研究取向符合所謂的「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或晚近學術界對譯者的角色與地位之重估與提升,那我欣然歡迎這種巧合,並深感吾道不孤。
  本書總共收錄八篇論文和一篇附錄。第一篇〈譯者的角色〉企圖為在跨語言、跨文化、跨疆界的溝通和移轉中,一向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之譯者重新塑造形象。往昔對譯者的觀感及論證偏向於消極、負面、被動,以致出入於原文與譯文之間的譯者,經常不是被斥為行事「太過」或「不及」(有時「兩罪併發」)的違逆者,就是無人聞問、視而不見的隱形人。本文針對義大利名諺“Traduttore, traditore” (「翻譯者,反逆者也」)加以「翻譯」、「反逆」,以理論與實務來印證譯者其實具有頗為積極、正面、主動的作用與意義。譯者由於主客觀條件、目標、策略的不同,以及涉入程度的深淺,扮演了中介者、溝通者、傳達者、介入者、操控者、轉換者、背叛者、顛覆者、揭露者∕掩蓋者、能動者∕反間、重置者∕取代者、脈絡化者、甚至雙重脈絡化者的角色。譯文既是譯者存在的最佳證明,也見證了他的諸種角色,而譯者在代表∕再現原作(者)的同時,也代表∕再現了自己。
  文學是文化的重要因素,經典文學透過翻譯而跨越了時間、空間與語文的障礙,感動了異時、異地、異語文的讀者,是促成異文化溝通與了解的重要途徑。第二篇〈翻譯.經典.文學──以Gulliver’s Travels為例〉是有關「雙重脈絡化」此一翻譯理念的實踐,以具體的例證來說明筆者在譯注英國文學經典《格理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時所遭遇的困難,以及這本書為中文讀者所接受的情況。全篇分別從文字、文本、文學、文化四個層面來檢視這部經典作品的背景,中文翻譯,並分享筆者譯注這部作品的經驗與心得。此文結合了翻譯理念與實作,讀者可從這些例證中進一步體認譯者所扮演的角色、譯者與原作(者)的關係,以及譯者如何藉由各種方式來再現內容繁複豐饒的文學經典,使其獲得新生,並透過譯文印證自己的存在。
  綜觀《格理弗遊記》一書在華文世界的流傳史,便會發現在目前的白話譯本風行之前,最著名的是林紓與人合譯的《海外軒渠錄》(1906)。中國翻譯史源遠流長,但有心於大規模文學翻譯而且影響深遠的,清末的林紓是第一人。林紓乃桐城派古文名家,雖不通曉外文,卻與人合譯文學作品近一百八十部,風行一時,確為中外翻譯史上的一大異數。第三篇〈翻譯.介入.顛覆:重估林紓的文學翻譯──以《海外軒渠錄》為例〉既將林譯置於清末中國知識分子啟蒙與救國的時代氛圍中,也引用林紓為該書所撰寫的譯序,並指出譯文中的誤譯、漏譯、添譯、改譯,以彰顯林紓面對中國歷史千百年來一大變局中的艱難、甚至尷尬處境時,是如何藉著「介入翻譯」及「翻譯介入」來表達譯者的微言大義。全文借助晚近若干翻譯理論所提供的視角,落實於具體的文本分析,並將林譯置於更寬廣的脈絡,探討在中外對抗的情境下,林紓如何藉著翻譯而介入並顛覆、甚至自我顛覆,以及翻譯在文學、文化、歷史、社會、政治等方面所具有的傳達與反抗的意義。
  如果說林譯反映的是清末譯者所面對的情境,那麼冷戰時代的文學翻譯則具有不同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意義。當時港台風行的《今日世界》(1952-1980)是美國針對共產黨統治地區以外的華文讀者的宣傳刊物,其發行與內容和美國在冷戰時代的全球布局及外交政策息息相關。與之關係密切的則是今日世界出版社所翻譯、印行的書籍。這套叢書精選具有代表性的佳作,廣邀港、台名家和學者參與翻譯,譯作高達數百種,其中尤以文學類居多,成為華文世界讀者與學子接觸美國文學與思想的重要管道,筆者這一代便身受其惠,其效應之持久遠超過作為宣傳之用的《今日世界》,卻乏人研究。第四篇〈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便是彌補這方面的空缺,從冷戰時代的歷史脈絡,探討此系列文學叢書之緣起、內容、參與人士及成果,除運用相關資料之外,還針對當時參與其事者、譯者及相關學者進行訪談,並參考翻譯與文化理論加以觀照,以深入探究文學翻譯與文化脈絡的關係,見證了文學翻譯在特定時空下的文化政治,以及其超越一時一地的普遍價值。
  今日世界出版社的譯叢選書之精、品質之高、數量之多、製作之佳、發行之廣不僅獨步一時,譯者群更包括了當時港、台許多著名的譯者、作者、學者,其中之一就是張愛玲。張愛玲身為華文作家的成就早已廣受肯定,在海峽兩岸文學史上佔有獨特的地位,相關研究層出不窮,以致有「張學」之稱。然而,她的譯者身分,尤其是作為美國文學中譯者的身分,卻一直被忽略。甚至連她的中文「全集」也到1990年代才將譯作納入,但仍有闕漏或訛誤。第五篇〈含英吐華:譯者張愛玲──析論張愛玲的美國文學中譯〉延續前一篇論文所提供的歷史脈絡與架構,落實於「譯者張愛玲」的研究。結果發現,中英文俱佳的張愛玲,她的翻譯生涯主要是在其香港時期(1952-1955),而且是在美國新聞處支持下進行的,與《今日世界》及今日世界出版社密不可分。她的譯作不僅涵蓋了該社文學系列中的各種文類(小說、詩歌、散文、戲劇與文學批評),而且與她的中文創作密切相關──若干作品甚至先以英文撰寫,再翻譯、改寫或重寫成中文。本文便是探討「譯者張愛玲」的多重面向,尤其著重於她身為美國文學中譯者的角色,譯作的特性,並予以適當的評價,以彌補「張學」中遭到忽略的一面。
  如果說「譯者張愛玲」長久以來遭人漠視,那麼「自譯者余光中」則是另一個被忽略的例子。余光中獻身文學逾一甲子,勤於筆耕,於詩歌、散文、翻譯、評論都表現傑出,是另一位海峽兩岸文學史上的重量級人物。他在上述四方面的成就已有多人研究,而有「余學」之稱,但他作品的自譯(autotranslation)卻乏人探討。因此,第六篇〈含華吐英:自譯者余光中──析論余光中的中詩英文自譯〉從自譯的角度出發,針對中英對照的詩集《守夜人》(The Night Watchman),探討身為中文現代詩創作者、英美文學翻譯者、英詩教授、文學評論者、翻譯評論者的余光中,如何翻譯自己的詩作,以及這些英文自譯的特色與意義。文中除了引述作者∕自譯者所主張的「因文制宜」的翻譯策略之外,並進行仔細的文本分析、對照與解讀,以顯示雖然自譯在創作之意圖與原作之了解上有著他人未有的方便,而且詩作也因為翻譯而在另一種語文裡獲得新生,但其中涉及的形式、音效或音樂性、典故和聯想之迻譯依然難以克服,甚至出現其他譯者在行數、用字、詞類、句法、結構等方面比自譯者更忠實於原作的情形。
  其實,余光中與張愛玲都是今日世界出版社譯者群中的佼佼者,然而這批優秀的譯者除了思果曾根據自己的翻譯經驗與理念寫出《翻譯研究》與《翻譯新究》兩本專書之外,其他譯者的翻譯心得大多出之以零星的文章、訪問或演講,未能廣為流傳,也乏人研究,殊為可惜。余光中歷年來針對許多場合寫下不少討論翻譯的文章與實際批評,在他的評論文字中佔了相當重要的分量。第七篇〈左右手之外的繆思──析論余光中的譯論與譯評〉便試圖分析並定位他的譯論與譯評,指出其中的特色及值得借鏡之處。在探討他的譯論時,特別著重於他對譯者的地位、譯者的條件、翻譯的地位之見解;在分析他的譯評時,則集中於他針對英詩中譯的實際批評。文中也指出,余光中集作者、學者、譯者於一身,結合了多年的創作經驗與翻譯心得,說之以事理,益之以文采,形成其譯論與譯評的特色。
  第八篇〈理論之旅行∕翻譯:以中文再現Edward W. Said──以Orientalism的四種中譯為例〉運用薩依德「理論之旅行」、「他者的再現」和米樂(J. Hillis Miller)「理論之翻譯」等觀點,來探討近年兩岸三地對後殖民論述大師薩依德的代表作Orientalism之中譯,以此一具體事例說明處於不同文化生產脈絡中的譯者,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與策略來翻譯、再現薩依德──小從一字一詞的中譯(如書名或原作者之名),大到整本書的呈現方式。這種種不同的翻譯與再現,顯示了翻譯的衍異、歧出、難以預測,也反映了不同脈絡裡的中文譯者之意圖、目標、能力與策略。原文透過不同的譯者而得到不同的新生或來生,而扮演著再現、中介、溝通、傳達、註釋、評論甚或顛覆等重要角色的譯者,也透過翻譯獲得額外的生命。
  至於附錄的〈我來.我譯.我追憶──《格理弗遊記》背後的「遊記」〉則以筆者從事的《格理弗遊記》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為例,說明此一計畫的緣起、規劃與要求,談論在此文學經典的迻譯過程中對原文版本的搜集、考證,譯文文體的考量、選擇,譯注的斟酌、處理,以及該書中譯史系譜的建立,並拈出「雙重脈絡化」的翻譯理念與實作方式。此文雖非嚴格的學術著作,卻別獲青睞,在海峽兩岸不同的紙本期刊、學會網站、出版社網站刊載,並引起不少迴響。而〈我的翻譯(研究)因緣──代跋〉則進一步以個人化的筆法來訴說自己的際遇,以及如何從切身的體驗中逐漸與個人的學術研究結合,發展出自己的理念與實踐。
  由上述可知,筆者從多年的實務經驗與學術研究中,逐漸發展出自己有關翻譯的基本理念,並落實於文本與脈絡的探討。簡言之,翻譯與脈絡之間的關係至為緊密,而居間的譯者之角色更不可或缺。沒有譯者,就沒有翻譯;沒有翻譯,異文化之間就無法交流,文學與文化終將枯萎。現今我們視為當然的許多事,從閱讀傳之久遠的宗教經典,到欣賞外國文學作品,甚至日常生活中閱讀外電新聞、觀看外語電影,都隱含了無數譯者的默默耕耘與奉獻。
  記得就讀碩士班一年級時,美籍李達三(John Deeney)教授曾引用一位外國學者的話,勉勵我們這群處於中英文之間的青年學子:「如果要當一座橋樑,就不要害怕別人踐踏。」這句話我三十多年來謹記在心。本書之所以取名為「翻譯與脈絡」,除了前述種種理由及實例,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強調翻譯並不局限於孤立的文本,更要帶入文化與脈絡。處於兩個語言與文化之間的譯者,除了「不要害怕別人踐踏」之外,更應盡量發揮「橋樑」的功能。因此,本書對「雙重脈絡化」再三致意,而要達到這個充分溝通與傳達的目標,必須各方重新認定譯者積極、主動的角色,同時譯者也要擺脫「翻譯者,反逆者也」的刻板印象,重新形塑「翻譯者,變易者也」的形象,因為透過譯者的努力,文本不僅易「文」改裝,而且更易為人親近、接受。而致力於異文化之間的交流、了解與互惠的翻譯,也就成為值得有心人投入的畢生志業。
2009年3月3日
台北南港
  附識:2007年本書簡體字版印行,列入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翻譯與跨學科學術研究叢書」,至為感謝主編羅選民教授的隆情盛意。繁體字增訂版除了仔細訂訂、補充前稿之外,並增加兩篇討論余光中的論文和一篇附錄,在此感謝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尤其蘇正隆先生,的熱心支持。書中各文曾在不同會議、期刊與論文集發表,謹向當初邀稿的學者和主編致謝,尤其是彭小妍教授、邱漢平教授、馮品佳教授、蘇其康教授、陳芳明教授、張上冠博士、馬耀民博士、蔡秀枝博士。也要感謝各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高見,我已悉心回應。在此也要感謝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的良好研究環境,以及李有成先生、何文敬先生、紀元文先生多年的支持與切磋。感謝陳雪美小姐和黃碧儀小姐協助蒐集資料、修潤文字,卓加真小姐在翻譯和譯評方面的協助,以及書林出版部編輯同仁協助書稿的編排、校對。但願本書能多少回報這些年來在多方面協助我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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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結合作者多年的實務經驗與學術反思,針對特定的翻譯實例,探討外文作品翻譯成中文之后所面對的情境、所產生的現象以及這些現象的重要意涵。作者力圖從更寬廣的視野來了解原作、作者與脈絡之間的關系,乃至譯本、譯者與脈絡之間的關系,尤其着重於探討文化建制、譯者所扮演的角色與譯本在目的語及其文化中所產生的效應等問題。 本書讀者對象:高校英語系翻譯專業師生、翻譯理論研究者、中文系師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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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翻譯與評介

    翻譯評介

    中文書 , 單德興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 出版日期: 2016-11-16
    特色意義,和譯者的角色貢獻。 繼作者前一部翻譯論述《翻譯脈絡》,本書依循前書揭櫫的「雙重脈絡化」理路,更著重於平易近人的評論引介,以期廣大的華人世界分享個人的心得感想。本書的取向固然來自作者多年來身為譯者學者的深切感受,也...... more
  • 橘枳之間:西方翻譯理論再思與批判

    橘枳之間:西方翻譯理論再思批判

    中文書 , 任東升   劉建基   張上冠   李育霖   蔡新樂   趙彥春   邱漢平   陳佩筠 , 台灣商務 , 出版日期: 2015-11-01
    在橘枳之間,跳脫語言窠臼、舊有思想,翻轉西方翻譯理論。 「橘逾淮為枳」意謂著不同環境造就出同一事物的不同特性,如此界限之間的流動逾越正是翻譯的本質,有時甚至在語言、文化脈絡轉化的過程中,迸發出全新的涵義。而同樣的字詞理論,經由...... more


孔慧怡 《不帶感傷的回憶》2017;關詩珮:從中英翻譯歷史到香港文學立身



25分鐘 · 
//記一個人,懷念一個時代。回看那段年月,孔慧怡始終覺得感恩,「香港有過這樣一段時間,係因為有很多其他地方受了很大的摧殘,作為香港人,我們得益於別人的痛苦。」中國內戰,政權更迭,後來是文化大革命,知識份子被打壓,而台灣亦經歷過一段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在我學生時代,香港是華人世界裡,唯一什麼中文作品都看得到的地方。雖然現在客觀環境已過去,但我覺得我可以做的,就是將他們的言行留下來,希望將來有參考價值。」
就像Jane Austen花一生記下身邊的人和事,孔慧怡寫這本書時,也抱持Jane Austen的心態寫。那些原本以為遙不可及的名字,在孔慧怡筆下又重新化為血肉。「我們現在覺得他們很有名,但其實他們亦受過很多苦。」為躲避戰亂,宋淇自廿歲起胸肺頑疾纏身,她記得宋太鄺文美當年為了搵食,而不能陪住院的兒子,「我這輩已經很幸運,沒受過什麼苦,但他們那輩在其他地方受苦,流落香港,亦捱過不少苦日子,我想說的是,除了文化方面的光輝,香港的基礎在哪裡?可以說是建基於他們那一代人。」//



孔慧怡 《不帶感傷的回憶》2017的末尾,講一著名的"人生意義"比喻:
Of Human Bondag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5 and considered Maugham’s masterpiece, is a semi-autobiographical work that follows the life of protagonist Philip Carey. Born with a club foot, this memorable character enters the world not only deformed, but an orphan. As an adult, he aspires to be an artist in Paris, and then a doctor in London, struggling with money and love. At one point, his friend, Cronshaw, points him toward the meaning of life:
“Have you ever been to the Cluny, the museum? There you will see Persian carpets of the most exquisite hue and of a pattern the beautiful intricacy of which delights and amazes the eye. In them you will see the mystery and the sensual beauty of the East, the roses of Hafiz and the wine-cup of Omar; but presently you will see more. You were asking just now what was the meaning of life. Go and look at those Persian carpets, and one of these days the answer will come to you.”



孔慧怡 《不帶感傷的回憶》Memories Unburdened By Sorrow
這本書是"香港"譯界的國際、本土親友之情誼 (多為故人了)記錄,感人。
正式的"作者簡介"很重要:作者從小中英文好,中學時被黃兆傑先生的"萬世師表"的英譯的"蝴蝶效應"等,待入翻譯研究,英國倫敦大學博士、嫁老英,30歲起即主持《譯叢》(讀者英稍微了解此學刊的創歷史及幾位創立者........)20年,領一份薪水做兩人份的工作20年 (可以與友人一日來回台北故宮看如窯展.......)
孔慧怡,香港出生,倫敦大學哲學博士。一九八六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出掌翻譯研究中心,兼任國際刊物《譯叢》主編,歷時二十年,期間推動國際學人研究亞洲翻譯傳統,又以史料先行的方針重寫兩千多年的中國翻譯史,同時亦以英譯中國文學見重於漢學界,並多年從事文藝創作。十年前離開學術界,尋找個人空間。
本書錯字似乎只一處,將《魔戒》打字成《魔介》。董橋先生的評語很可參考。
孔慧怡學貫中西,學術深厚,在宋淇、喬志高二位先生鼎力推薦下主持中文大學《譯叢》期刊多年,建樹超卓,譽滿遐邇,深得英美著名大學漢學圈子讚許。孔女士結交當代學人作家多年,友情既篤,赤誠相待,所著《不帶感傷的回憶》尤其珍稀,落筆清遠雋永,第一手資料化為第一流品題,十分難得。此書學術價值高超,文學品味脫俗,乃近年罕見之人物鈎沉之作,不宜忽視。
──董橋



內容簡介






作者 孔慧怡 Eva Hung

出版社. 牛津大學.

出版日期:2017/11/

定價 HKD100

ISBN 9780190828189

目錄

新書試讀


書中記載的人和事,大多反映二十世紀後半葉的香港,現在回顧,那可以說是香港的黃金時代。本書所記的人物,有因為改朝換代而來到香港的,如楊宗翰、宋淇、鄺文美、蔡思果、王敬羲,他們被歷史的大潮推到這個小地方來,和香港結下幾十年的緣份,留下了文化印記。另有些不是香港人,但在他們生命裏,香港舉足輕重的,為此他們抱着特別的「香港情懷」:馬悅然、陳寧祖、高克毅和謝燁都是,香港特殊的政治、文化和地理是他們生命的轉捩點;又比如華茲生和趙蘿蕤,晚年訪港,接觸到這個跟他們文化個性息息相關的地方,感受頗深。至於地道的香港人,像劉殿爵、黃兆傑、毛文福、也斯和張佩瑤,他們無一不以其終身事業說明香港在特殊的歷史時空建造出來的特殊文化。每章的焦點人物身邊還有動人的小故事,例如義助楊宗翰的清潔女工、劉殿爵的幫傭、徒弟和徒孫、與鄺文美相依幾十年的小妹姐等……是這樣的關係網編造了讓我們珍惜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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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慧怡| 不帶感傷的回憶 - Toments 找話題

toments.com/395501/
後記

當時只道是尋常



我寫成這本書,可以說是無心插柳,也可以說是花了半輩子做準備功夫。

說無心插柳,因為本來只打算寫兩、三篇;觸動我寫作的原因是幾個同輩的朋友意外地早逝。稿子在《城市文藝》發表後,主編梅子不斷勸我繼續寫下去,這成了我回顧與老前輩們交往的誘因。心理學家認為在事業剛起步時遇到的人,對我們影響最大,在我來說的確是這樣。我在一九八○年代初期認識了一些文化和出版界的前輩,而在加入中文大學後,因為工作關係成了人生的「跳級生」,很自然地跟上一代的學者建立友誼;我的工作範圍多半牽涉國際學術界,這也反映在日常的生活圈子。跟那麼多閱歷深、識見廣的人交往三十餘年,一直覺得「理當如此」,現在事過境遷,才明白上天給了我多麼珍貴的機遇。








謝燁 顧城

人到中年,開始失去身邊的朋友,是大家都有的經驗;要是說我的情況有什麼不同,那就是我最相熟的圈子裡,輩份比我高的人很多,所以我對「失去」的感受也來得早。每個人都有專屬於自己的世界,每個世界最重要的成份都是身邊熟悉的人;隨著他們的離逝,我們的世界是不是就變小了,甚至會有「七寳樓臺,拆下不成片段」的感嘆?



艾青

我算幸運,沒有太多消極的想法,每逢遇上可以跟已經去世的朋友分享的場景,就會覺得他們和我很靠近。在英語世界研究歷史的人回顧過往,不管講的是百多年前還是幾百年前的史實,往往愛用現在式敘事,恍惚古人舊事都在眼前,行內的說法是「歷史性的現在時態」historical present;中文沒有文法上的時態,但我回憶老朋友們,卻真有「現在時態」的感受——所謂歷歷如在眼前。

Wordsworth華茲華斯在“Surprised by Joy”一詩中責難自己因為意外的喜悅忘了傷逝的創痛,我覺得他很不通,也對不起已離世的人。相反,我願意有這樣的「意外喜悅」,更願意和別人分享,所以終於完成了這本書。



馬悅然

書中記載的人和事,大多反映二十世紀後半葉的香港社會實況,現在回顧,那可以說是香港的黃金時代。不錯,那時香港比現在窮,生活條件比現在差,但吸收了大量從中國大陸湧進來的人才,不管文化、工商還是教育界,都因此「水漲船高」。舉個例說,當年《讀者文摘》在香港辦中文版,列位編輯的前輩不用說了,讓我最難忘的是每位校對都是中國著名大學科班出身,書法、印刻功夫了得,他們的文字技巧和嚴謹態度到今天已成絕唱,但他們讓後輩留下「雖未能至,而心嚮往之」的盼望,是這個社會的非物質遺產。



趙蘿蕤



我聽過很多關於上一代從大陸逃難到香港來的故事,覺得這一則最有代表性:一位朋友的父親和大學同窗當年從大陸逃到香港,第一要務是找工作,因為別無生計。剛好政府招聘警察,他們一起去報考,朋友的父親錄取了,那位高材生同窗卻落了空,原因是他的衣服少了一顆紐扣,他沒錢買新的填補上,只好拿從菜市場得來的鹹水草繫上,結果被指責「衣衫不整」,不配加入紀律部隊。二、三十年後,兩人話舊「憶當年」,那位同窗最感謝的是鹹水草:他做不成警察,加入工業界,成為香港六十年代冒起的大實業家;可是他沒提到的是他艱苦奮鬥的年頭。我常猜測他有多少次想到,要是當初有錢補好了衣服,他會跟同學一樣有鐵飯碗和養老金呢?人生際遇經常比編故事更曲折離奇,香港是個擠滿了人才的地方,像這樣的故事實在說不完。



鄺文美

這本書裡有不少因為改朝換代而跑到香港的人物,包括楊宗翰、宋淇、鄺文美、蔡思果、王敬羲等;他們被歷史的大潮推到這個小地方來,和香港結下幾十年的緣份,在那個歷史時刻留下文化印記。書中另一些人物不是香港人,但在他們生命裡,香港是個關鍵的地方,為此他們抱著特別的「香港情懷」:馬悅然、陳寧祖、高克毅和謝燁都是例子,香港的政治、文化和地理特質推動了他們生命的轉捩點;又比如華茲生和趙蘿蕤,在晚年訪港,接觸到這個跟關係著他們文化個性的地方,感受頗深。至於這裡記載的地道香港人,像劉殿爵、黃兆傑、毛文福、也斯和張佩瑤,無一不以他們的終身事業說明香港在特殊的歷史時空建造出來的特殊文化。每章的焦點人物身邊都有動人的小故事,例如義助楊宗翰的清潔女工、劉殿爵的幫傭、徒弟和徒孫、與鄺文美相依幾十年的小妹姐等……是這樣的關係網編造了讓我們珍惜的香港。



宋淇

說這本書是無心插柳,但也有一篇例外,那就是附錄「一個英國人的漢學路」:我的丈夫卜立德和香港結緣始於一九五○年代底,可以說有大半生的香港因緣,常常有人問他當初怎麼學起中文來。我覺得他跟香港和中國那種「半裡半外」的關係很有意思,而一般人對歐洲漢學界知道的也不多,因此花了不少時間,千方百計勸服他動筆。



喬志高

我十多歲時跟很多同學一樣,愛看Somerset Maugham毛姆的短篇小說,可是說到印象深刻,首推他在著名長篇《人性枷鎖》裡的一個比喻。書中主角Philip想了解人生的意義,比他年長的朋友Cronshaw對他說:「去過巴黎的Cluny博物館嗎?那兒的波斯地毯有最繽紛的色彩、最精巧悅目的設計……但除了這些,你還會看出別的。你問我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去看那些地毯吧,有一天你會得到答案。」





卜立德

碰上「波斯地毯」這個比喻已經幾十年了,我參透答案了嗎?也許眼前這本書就是答案。假如讀者在這裡看到繽紛的色彩、精巧的設計,那是因為我曾認識那麼多活得精彩的人;而在他們每個人的生命裡,同樣有很多人以智慧和誠信為他們的世界新增色彩、留下美妙的圖案。

希望這本書的讀者和我一樣,通過書中人物,讓自己的地毯染上一點他們的璀璨光芒。

二○一七年七月於英國梭士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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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孔慧怡《不帶感傷的回憶》,有張舊照片格外難忘,那照片有六個人,主角顯然是港大舍監馮以浤和校長Kenneth Robinson,二人雄霸相片中央,英姿勃勃在對談;最右側是著名小說家Iris Murdoch,由於欠缺主角光環,閉上眼也慘被攝入鏡頭。但照片見於書中回憶黃兆傑的一章,本來的男主角去了哪裏?細看圖片解說,才知道背景中一位側身跟洋人談話,只隱約看見鼻子輪廓的男人,就是黃兆傑。看得我哈哈大笑。



黃兆傑



讀這本書是賞心樂事,從開捲到終結一直引人入勝,作者把很多我熟悉的文化和翻譯巨匠親切地重現眼前。孔慧怡行文筆調輕快,人物刻畫入微,讓一群東西方的文化之星光芒盡顯。書中人物知識淵博,貢獻良多,實應立碑傳以傳世。作者得天獨厚,與一代文化俊傑交遊多年,兼又好文而強記,一枝彩筆捕捉人物神髓,巨細無遺。此時此刻,這是我最樂意看的書。

──詹德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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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文學‧關詩珮:從中英翻譯歷史到香港文學立身
2019/2/17



明報專訊】編按:三聯要求學者關詩珮刪卻新書中有關六四等敏感內容未果,此事後以書店和作者和平解約而告終,但風波已引起本地文壇對出版審查的新一輪憂慮。事有湊巧,關的新作《全球香港文學:翻譯、出版傳播及文本操控》,內容正好涉及書籍出版的問題,估計作家本身也是始料不及。現時此書已交付台灣聯經出版,據悉將在本年六月面世,在新書到手前,不妨先來了解關詩珮其人及其研究領域。







早前,新加坡學者關詩珮擬出版論集《全球香港文學:翻譯、出版傳播及文本操控》,及後三聯出版社以內容涉及六四事件及八九十年代改革開放而要求作者刪減相關內容,否則拒絕出版該書,這宗新聞令文化界擾攘了一陣子,然後又歸於岑寂。這不奇怪,我城對時聞素來敏感,然而生活急促,大家都無暇翻查涉事人物的生平資料。然而,如果我們對這位學者的研究背景多一分認識,了解關詩珮的學術生涯,或會更清楚其研究興趣的發展,對於我城及其文學前途的啟示。

從網上找到的資訊,我們知道這位學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部哲學碩士、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二○○九年東京大學特任準教授,同年起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榮譽副研究員,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她教授文學批評與文化理論、現代中國文學、中國文學與性別研究,及翻譯課程。近來研究興趣包括中國小說理論、中日比較文學及十九世紀中國翻譯史;亦為香港亞洲皇家學會「翻譯與殖民管治:香港及海峽殖民地(1842-1889)」研究計劃主持人。簡而言之,她的研究興趣在於十九世紀以來的中英語文翻譯。

翻譯文本是歷史見證

以翻譯作為學術志趣,聽來很沉悶,誰知這也是比較文學或世界文學的重大課題。哲學家班雅明說語言不斷變動,翻譯的語言也不斷在變,因此追求一種能夠負載「永恆」翻譯的純粹語言。通俗一點說,偉大的翻譯家從心底裏總會追求一種不會被時間淘汰的譯文,既能兼顧信達雅原則,又不會因為語言的遞變而顯得過時。經典的翻譯不會因光陰而磨滅其光輝,或作為歷史的見證,或豐富譯文所運用的語言及其觀念,關於後者,大家可以想像到的例子是玄奘翻譯的佛教典籍。

作為香港人,當我們談到翻譯作為歷史見證文本時,自然想到英使來華的外交文件、不平等條約及殖民地報刊等譯文,西方與中國甚少接觸,而香港開埠一事,不單關係到中國近現代史之大變局,亦關乎中國文化重建知識體系,意義自是非凡。關詩珮對這方面抱有濃厚的興趣。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她自然無法割捨攸關我城過去被遺忘的一頁,這方面也關係到香港兩種語文的互動。她曾多次撰文討論英國漢學家威妥瑪(Sir Thomas Francis Wade)在訓練英國外交部學習中文及廣東話方面的貢獻,在〈翻譯政治及漢學知識的生產:威妥瑪與英國外交部的中國學生譯員計劃(1843-1870)〉(刊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一期),關詩珮運用英國外交部及殖民地部的檔案文件,剖析威妥瑪當年如何運用自己的漢學知識改革英國外交部的中文翻譯課程、編製教材、招聘譯員,並參與教學工作等。

貫穿殖民地史的漢學家和翻譯官

作為十九世紀的西方列強之一,英國發展漢學的步伐比其他歐洲大國緩慢,但由於戰爭和殖民地管治的需要,而湧現了一批精通漢學的英倫學人,他們有濃厚的漢學根底,其翻譯教育工作亦引導殖民地的中文知識生產,威妥瑪就是其中關鍵人物,然而因其謹慎的外交官性格,我們對他師承的背景所知甚少。關詩珮在論文〈威妥瑪漢字字母化的追求——論新發現威妥瑪謄抄馬禮遜《廣東省土話字彙》及裨治文《廣東方言彙編》手稿〉(刊於《漢學研究》第三十四卷第四期)中指出,威妥瑪是透過抄寫英國早期傳教士馬禮遜的《字彙》開始學習中文的。

關詩珮作為翻譯界學者,梳理威妥瑪這一英國漢學家暨翻譯界先驅時,自是充滿景仰,但她也在文中指出,威妥瑪和另一位德裔翻譯家郭實臘(C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或譯郭士立)都心裏明白,翻譯攸關大英帝國在華的長遠利益。關詩珮筆下的英方翻譯人物,如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英方翻譯費倫(Samuel T. Fearon,或譯飛即);從法庭傳譯搖身一變成為殖民地各方調停者、藉此牟取私利的雙面譯者高和爾(Daniel Richard Caldwell),在中國眼中不啻是殖民主義的幫兇和買辦,研究殖民地翻譯官的歷史似乎亦觸及到現今中國所不齒的歷史。

這一頁殖民地歷史中,不乏漢學家的身影,英國漢學家與他們的歐洲同行有着一個關鍵的差別:他們運用自己的知識訓練治理殖民地、應付工商實務,以及口譯方面的專才。作家劉紹銘於《蘋果日報》(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發表一篇名為〈國粹.軟刀子.雜說〉的專欄文章,討論關詩珮的著作〈大英帝國、漢學及翻譯:理雅各與香港翻譯官學生計劃(1860-1900)〉時,提到魯迅在一九二七年「批判」港督金文泰的文章〈略談香港〉,金文泰正是理雅各(James Legge)的「翻譯官學生計劃」中職位最顯赫的學員。作為新文化運動旗手,魯迅自是認為中國傳統是傳染病,對文化比中國低得多的元朝和清朝產生負面影響,但西方人擁有更高文明,倘若英國人比中國人更聰明,中國人的腐敗文化,不單不能同化後者,反倒被後者用來治理中國這腐敗民族。魯迅對港英政府提倡國粹的看法,基本上被中共官方承襲過來,可見對於「翻譯制度」的看法,也不單純是語文的問題,而涉及政治鬥爭。

關詩珮一直研究這個課題,直到前年,才將其學術成果,輯錄成《譯者與學者:香港與大英帝國中文知識建構》一書出版。按書中內容,我們可以追溯香港教育的一些源頭,例如當初理雅各認為中國各地有自己的方言,而翻譯官學員所接觸的多為廣府方言,故取廣府話而捨北京官話作為官方中文的口頭語言,這與日後香港兩文三語的格局有關,並且逐漸奠定港人身分的要素,對港英中文翻譯制度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必然涉及殖民地身分認同問題。

村上春樹譯本與翻譯的局限

關詩珮也關注華文世界的日語文學翻譯,她的〈知識生產的場域與村上春樹在香港的傳播〉,就梳理華文世界翻譯村上春樹小說的始末,包括博益版和英譯本的誤譯。博益出版葉蕙的譯本,是最早的村上小說譯本,但這個譯本也「簡化、錯譯和漏譯了不少細節」,然而關詩珮藉此討論的「原譯中心論」問題,卻值得我們深思。在她看來,許多論者(如湯禎兆)抱持原文是神聖文本的想法,指摘博益版的譯文不忠實,歸咎譯者和出版社不盡責,卻忽略了我們對村上小說的認識都建基於博益版本的基礎上,而翻譯背後也有着不同時代的限制。本身由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成立的博益出版社,並不是一間旨於傳播知識的出版機構,當時以袋裝書形式出版村上小說,純粹為了向經濟起飛所催生對知識多元化有所渴求的中產或白領,提供消遣讀物。

從村上小說的翻譯,我們可否對香港文學的發展,有多一點的理解?我們總是認為創作文本是神聖而恆久不變的,但創作和翻譯一樣,也因應受時空局限的受眾,而呈現出獨特、多變的面貌,而我們這些受眾總是被當下的政治和社會現况影響。我們或許可以想像一下博益譯本對於香港文學的意義,又或者,如果村上譯本在數年後由台灣或中國大陸出版社包辦,對兩岸三地文學創作又會產生如何的意義?文中也輕輕提及到,日後港台讀者和中國大陸讀者,對於台灣時報出版的賴明珠譯本和中國譯文出版的林少華譯本,在網路上掀起了哪個版本更好的爭端,這又遠超了翻譯的問題,因為翻譯所處理的是語言,而語言既建立我們的認同感,又是政治的前提。

作為翻譯系學者,除英語翻譯外,關詩珮還熟諳日語文學及其引介。也許由於民族主義的原因,一直以來較少論者探討日語文學對香港文學的影響。若論源頭,則早於八十年代香港哈日潮以前即注意日本文學的兒童文學家何紫可算是始作俑者之一。關詩珮於二○一八年五月寫的論文〈「『漢』文『和』讀法」——何紫兒童文化事業中的日本記憶(70-90年代)〉可謂這方面的鈎沉成果。這位兒童文學家決定理性地了解日本,他大量閱讀有關日本的書籍後,深受日本平民在戰後重建家園的精神感染,然而他只看懂日文著作上的漢字,卻能抽取大意。關詩珮這篇文章從何紫的例子思考大部分香港人學習日語的方法,並認為這類似梁啟超於晚清時提倡的「和文漢讀法」。何紫和八十年代「哈日潮」下許多熱愛文化的香港人一樣,他們深受日本文化的某些特質吸引,因而捨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成見。這也說明,七八十年代經濟騰飛的香港(一如關詩珮一再強調的),在日本文化(其載體包括文學作品、動漫和流行電視劇在內)裏面找到了吸引他們,又同屬東亞文化的精神特質。

繞不開政治和歷史的香港文學

香港的歷史,從來都是中英甚至是中美雙方角力場的歷史,在文學方面,香港深受西方和日本現代文學影響,既源於華語文學的傳統,香港人大多以華語書寫,但與中國大陸或台灣文學又全然不同。另一方面,香港文學又深受中港時局影響,研究香港文學就繞不開政治話題,我們既批判從英國人角度美化殖民的論述,又厭惡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立場。《全球香港文學》還未出版,我們無法得知那些被視為敏感題材的確切內容是什麼,但不管香港或香港文學在中國官方的眼中是什麼,它總有着官方定義所忽略的面貌,那些受時代或歷史事情所激發的思考,往往就是官方所不願承認的書寫題材。

而關詩珮對香港文學的觀點,可見於她研究施叔青、董啟章、鍾曉陽等香港作家的文章裏,其中一篇較為著名的,是她早於二○○○年寫的科大碩士論文〈香港的成長故事:論施叔青與董啟章的小說〉。關詩珮在論文中提出後現代史學家對「歷史」的新定義,即歷史從來就不是客觀的事實,而是人為的、主觀的書寫,而香港文學正是發揮這類作用的文本。論文以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和董啟章的〈永盛街興衰史〉及《地圖集》作為歷史書寫的例子:《香港三部曲》透過描述名為黃得雲的女子,背景由開埠至回歸,把香港視為一個主體;後者以後現代筆法一邊建構一邊拆解這個主體。生於台灣的施叔青以一種外來者的眼光來看香港,小說把主角黃得雲寫成供洋人發泄性慾的娼妓,任何香港讀者都很難會產生共鳴。施叔青是外來者,她只能透過歷史想像去書寫香港,相比之下,董啟章所書寫的,卻是實實在在的成長經驗。

然而《香港三部曲》與〈永盛街興衰史〉都有一個共通的轉捩點,就是六四事件。對於不能認同香港的施叔青而言,透過見證六四事件在香港的迴響,施叔青認同了香港人的身分;而董啟章筆下的「我」則在六四事件後舉家移民,以至重新思考香港人的文化身分。發生多年以後,我們依然無法否認,「六四事件」是一次很弔詭的經驗,它以一種否定的方式迫使香港人詰問自身的命運,並從中思考「我」是/不是誰,我應該是/不是怎樣。這大概就是三聯逼令作者刪減的內容,然而「六四」不過是催化香港人思考自身身分、命運的導火線而已,要用自己的視角而捨中國官方意識來講述香港的故事,這恐怕也不見容於當權者。

文 \\ 彭伊仁

圖 \\ 關詩珮

編輯 \\ 關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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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文學‧孔慧怡:譯家的回憶,文人的交往

2020/2/16


共3幅


【明報專訊】第十五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於去年尾揭曉,散文組雙年獎由孔慧怡奪得,得獎作《不帶感傷的回憶》記錄了作者與不同文化人交往的故事,她在一九八○年代初期認識了一些文化和出版界的前輩,後來加入中文大學,出掌翻譯研究中心,與上一代的學者建立深厚的友誼。







訪問地點約在大埔的綠匯學苑,由孔慧怡推介,她笑說:「我想讓多點人認識這個地方,所以常常約朋友在這裏碰頭。」綠匯學苑的前身是舊大埔警署,建築物保留了眾多特色,包括用作降溫的遊廊和百葉窗設計,採用筒瓦及片瓦、以本地建築方法興建的中式木屋頂結構等。我們在「慧食堂」餐廳坐下來,點了兩杯有機茶,開始聊天。
以文字傳遞人物個性

問到孔慧怡的得獎感受,她說非常驚訝,皆因當初寫成一本書,算是無心插柳。她引用了希拉里.曼特爾(Hilary Mantel)的話:「動筆寫作以前,我們不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麼,只能努力嘗試;到看出了潛能,願景就會隨着變大。但只要把願景訴諸文字,還是得一口氣接一口氣地寫,一行又一行。」



她說,本來只打算寫兩三篇,觸動她寫作的原因是幾個同輩的朋友意外早逝,後來稿子在《城市文藝》發表後,主編梅子不斷勸她寫下去,這就成了她回顧與那些老前輩交往的誘因。除了梅子,另一個要多謝的人,是出版社編輯林道群,二人在一次書展偶然相遇,他提議將她的文章結集成書。成書後,孔慧怡特別請來張曼儀為她寫序,張曼儀是她在香港大學念書時最熟悉的導師,也是她極為敬佩的人。張曼儀在代序上寫到:「這本書憶念當代十六位已逝去的文化人……這些人物都是一時俊彥,其中十位是殿堂級的翻譯家:從庚子賠款留美的前清旗人楊宗翰到本港翻譯界熟悉的喬志高、宋淇、劉殿爵,到美國的漢學家華茲生,到前幾年離世的張佩瑤,全是現當代翻譯史不能遺漏的角色。」

「我記得頭兩篇寫的是也斯和黃兆傑,一開始寫的篇幅較短,後來知道要長時間寫下去,我便想它的作用是什麼,既然有這個機會,我想把人物的個性傳遞出來,於是在每一章也添加了不少內容。」以劉殿爵為例,在孔慧怡的筆下,其鬼馬調皮的個性躍然紙上。
D.C. Lau的幽默與頑皮

在〈劉殿爵:金雞獨立〉一章中,孔慧怡甫開首便把劉教授孩子氣的一面呈現出來:「一個初秋的傍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大門外站着兩個人,男的六十多歲,世界知名學者,女的剛三十出頭,學術界的初生之犢。兩人一起倒數:『三、二、一,開始』,每人提起一隻腳,比賽誰的金雞獨立能耐更強。」(頁一○一)

根據書中所述,但凡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香港大學念翻譯的學生,都會知道D. C. Lau的名字,因為他的英譯《孟子》和原文一起高高列在一年級學生的書單中。戴着「知名學者」這頂光環,不免會被人當作是不苟言笑的嚴肅書生,然而,透過孔慧怡的文字紀錄,我們得以窺探鼎鼎大名的D. C. Lau鮮為人知的一面。例如他很喜歡跟別人說學術界的趣聞,其中一宗是這樣的:

「英國的垃圾桶有四尺高,放在屋外,便於政府垃圾車收集。愛丁堡大學John Scott的太太身材嬌小,但說話比較囉嗦。有一天不知何事,他忽然覺得煩不過來,把太太抱起來,走到屋外,拉開垃圾桶蓋,雙手把太太舉起,放進桶裏,把蓋蓋上,說一句:『這才是你的地方。』自己跑回屋裏去。」(頁一二○)

除了和別人談笑風生外,劉殿爵不時會和作者討論文學,有一回他問她怎麼看晏幾道的「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臨江仙》最後兩句;這首詞是作者追憶他第一次和歌伎小蘋相見的情况)。她回答說:「是說當月亮很好,小蘋三更半夜才離開他家。」沒想到劉殿爵反問:「如果『明月』和『彩雲』都是人名呢?」這席話猶如當頭棒喝,令她想深了一層:「十多歲的歌伎獨來獨往,在當時的社會說得過去嗎?假如是明月、彩雲和小蘋三人應邀到晏家,筵席過後明月提着燈籠和彩雲一起離開,那就是說小蘋當晚沒有走。」(頁一一七)與劉殿爵相識一場,孔慧怡從他身上深深地體會到「做學問要博大精深,過日子要簡簡單單」的生活哲理。
用三個字改變她一生

十六人當中,影響作者最深的人,非黃兆傑莫屬。

那時候,孔慧怡念中六,還不知道有黃兆傑這個人的存在。那年,她們學校的戲劇表演選了一部名為《萬世師表》的中文戲,內容講一個中文老師在抗日戰爭中彰顯氣節的故事。學校要求這部戲要有個英文名字,然而,「萬世師表」四個字包含兩千多年儒家傳統和讀書人的理念,一眾老師都不敢輕舉妄動,只出了一個臨時劇名:「An Ideal Teacher」,這三個字顯然難登大雅之堂,有人便建議找外援,把難題送到港大中文系的翻譯專家那兒。(頁一八八)

這道難題最後落到黃兆傑博士的手中,他將「萬世師表」妙譯成「An Undefiled Heritage」,令孔慧怡驚喜萬分,把它比喻成一道「文化魔法」。馮睎乾後來發現,這道神來之筆可能內有乾坤:黃兆傑出身男拔萃,「An Undefiled Heritage」則是來自校歌的一句歌詞。不論如何,少女時代的孔慧怡,就這樣得知大學有一門叫「翻譯」的學科,後來她考入翻譯系,走上翻譯研究的路,短短三個英文字影響了她的一生,難怪她形容黃兆傑是一隻輕拍翅膀的蝴蝶,把她推往事業的起點。(頁一九一)

提起黃兆傑,孔慧怡帶點惋惜地說:「他從不知道這個小故事,我第一次提起,是他彌留之際。我和他一個後來成了我同事的學生,一起去醫院探望他,那時他已經昏迷了,同場還有兩個他比較後期的學生,大家一起分享如何認識他,我才說起這件事。」
學習翻譯的法則

孔慧怡是一個很喜歡學習法則的人,她說:「所有遊戲的玩法,我都願意去學,但之後我便會很快失去興趣,因為我對輸贏沒太大感覺。當年劉教授說要教我捉圍棋,我常在一旁看他和其他人捉棋,卻覺得這個遊戲沒有樂趣。」翻譯這一門學科,雖然有很多規則,偏偏能令她樂此不疲。

念了翻譯科後,孔慧怡發現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比較好玩,她說:

「很多東西不能直接對譯,例如顏色。在中國文化中,紅色象徵吉祥,但在西方文化中,紅色卻是代表危險。但是,我們要留意文化也會隨着時代而改變,像很多唐朝的鬼古中,裏面的美女是穿着青衣來結婚的,因此紅色也並非向來都是屬於喜慶的顏色。此外,古人眼中的黃色,在我們現在的角度來看,可能是啡色,因為當時他們沒有啡色這個字來表達。」她又補充:「香港是一個雙語城市,一說翻譯容易令人直接聯想到中英對譯,但其實早期香港與國內開會也需要即時傳譯,就是廣東話與普通話。」

孔慧怡出道不久就進駐中大翻譯研究中心,以她三十出頭之齡來說可謂非同凡響。書中提到,在一九八七年的春天,她戰戰兢兢地踏入宋家,與中心的前主管宋淇見面。在作者眼中,宋淇是個厲害的人物,他在創校校長李卓敏時代影響力甚大,因為他的職位不在一般編制中,只需直接向校長負責。見面時,宋淇問了她一句:「你覺得Jane Austen怎麼樣?」孔慧怡回答:「她倒真的可以用『愛』字來形容:我十五歲看完了她所有作品。」宋先生聽罷眼睛一亮說:「我是如假包換的『珍迷』,怎麼你比我還早看完她的書!」一開始緊張不安的氣氛頓時煙消雲散,二人如覓知音般,講了一個鐘頭Jane Austen。

「很多人看完這本書,看到裏面記錄了許多對話,便以為我的記性很好。其實不是的。我以前常常嘗試寫日記,每次寫了兩天就停,我在文章中引用的對話,其實都引起了我一系列的情緒,如開心、感動、驚訝、憤怒等,這些感覺和場景我必定記得,我的腦袋就像一部照相機,將一個個畫面定格。」
寫過投訴信給校長

談到在中大的二十年工作生涯,孔慧怡說一開始就像打仗一般。「我的職位有點麻煩,身兼多職,除了要教書,又是研究中心的主管,更是《譯叢》的主編,當時《譯叢》嚴重脫期,加上在翻譯系教書又遇到不少行政、學生問題。」說到這裏,她哭笑不得地說:「學生的問題很有趣,我試過連續兩三年都有學生跟我說,老師我上不到你九時半的課,因為我住得遠,坐車會遲到啊。我聽完呆了,當年我住大埔,還不是準時上在香港大學八時半的課!」

第一年做三份工,孔慧怡忙到透不過氣,試過寫一首英文詩作投訴信給校長高錕,其中一句的意思是「我現在的時薪只比菲律賓傭人好一點點而已」(On an hourly basis I am paid/ just a little better than a Filipina maid)。校長看了那首詩,孔慧怡才開始「甩難」,學校減輕了她教學上的職務,她也為自己定下目標,在十年內完成已經開展的中國翻譯史研究,推動國際交流,然後在五十歲生日以前遞交辭職信。

孔慧怡說到做到,遞了辭職信以後,自二○○七年起,她便隨丈夫移居英國,兩人於小鎮梳士巴利(Salisbury)買了一間房子,過着悠閒的退休生活。然而,他們都對香港依依不捨,於是決定未來的日子兩邊走,每逢冬天就會回香港探望親友。談到退休生活,她說:「一開始我覺得自己做牛做馬了二十年,很想純粹地去旅行,體驗一下作為一個遊人看到的風景,而不是我做學者時,被人指派我去看特定的景點。」頭幾年,她和丈夫去了歐洲不同地方旅遊,又閱讀了大量偵探書、歷史書,後來覺得悶了,二人又分別寫書。
不帶感傷的回憶

《不帶感傷的回憶》這個書名,意味着這本書「不是哀傷的追悼,而是快樂光影的回味」,孔慧怡說:「這個世界有那麼多人,如果兩個人能夠相遇而且做到朋友,就已經是一件很開心的事。」然而,她始終心存遺憾:「我覺得我跟每位朋友都見得不夠多,每次想起馬悅然過世,我都很後悔那時沒有飛過去見他一面,如果我再努力一點,就能見到他了。近年我的母親身體變差,我每次來香港都要照顧母親,與朋友碰頭的機會也少了。」

詩人北島曾說:「人在的時候,以為總有機會,其實人生是減法,見一面少一面。」慶幸孔慧怡以文字如照相機般,近距離為昔日的文壇明星以及他們的時代,拍下一張張大特寫。目前,她已開展了另一個寫作計劃,寫大埔社區的歷史,期望在二○二一年完成著作,出版一本屬於香港的故事。
info:孔慧怡

香港出生,倫敦大學哲學博士。一九八六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出掌翻譯研究中心,兼任國際刊物《譯叢》主編,歷時二十年,其間推動國際學人研究亞洲翻譯傳統,又以史料先行的方針重寫兩千多年的中國翻譯史,同時亦以英譯中國文學見重於漢學界,並多年從事文藝創作。十年前離開學術界,尋找個人空間。著有《不帶感傷的回憶》、《五四婚姻:女方的故事》、《遨遊江海:郵輪、河輪文化之旅》等。
文//柯美君
編輯//關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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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7日 星期一

外國名字中譯的缺陷: "Graham Stark" VS Graham Stirk















公視十集建築藝術的簡介,沒一個字母,對好學(這些名建築師還有其他好作品)的讀者很不方便。


葛拉罕史達克 GOOGLE引你去 "Graham Stark" 喜劇演演。

其實是:Graham Stirk


周一晚8點公視3台



HCCART.BLOGSPOT.COM

蘇格蘭麥卡倫酒廠 The Macallan Distillery〔建築師:Graham Stirk葛拉罕史達克〕
第6集 蘇格蘭麥卡倫酒廠 〔建築師:葛拉罕史達

2020年4月26日 星期日

周作人:大譯家: 世界閱讀日的明星

稱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為"偉大譯藝家",主要是他的翻譯經驗近60多年,並且自覺地翻譯兩大文明--古希臘、日本--的文學經典:
他認為「正當的翻譯分數似應這樣的打法,信五分,達三分,雅兩分。」

Wikipedia "周作人"還很不充實,譬如說,只談:"日本人の作家では佐藤春夫を愛し、夏目漱石・島崎藤村などを中国に紹介している。『古事記』『狂言十番』『浮世風呂』『枕草子』などの翻訳もある。"
周作人翻译作品- 豆瓣,還必須大力補充。

194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平家物語》中,便對周作人翻譯的文字作了改動,原本周作人的翻譯是散文版的「祇園精舍的鐘聲,有諸行無常的聲響,沙羅雙樹的花色,顯盛者必衰的道理。驕奢者不久長,只如春夜的一夢,強梁者終敗亡,恰似風前的塵土。 」出版時,卻改為了更符合當時大眾審美的駢句「祇園精舍鐘聲響,訴說世事本無常。沙羅雙樹花失色,盛者必衰若滄桑。驕奢主人不長久,好似春夜夢一場;強梁霸道終殄滅,恰如風前塵土揚。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ulture/485gn8g.html


據楊牧編的《周作人文選 I/II》, 周作人譯作三十種。

翻譯

周作人精通日語古希臘語英語,並曾自學古英語世界語
早在日本留學期間,就與魯迅合作翻譯出版《域外小說集》。[1][8]
課餘和哥哥翻譯出版了《域外小說集》(在1909年的2月,印出第1册,到6月間,又印出第2册),這两部譯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爾德等的作品,其中的迦爾洵的《四日》,安特來夫的《謾》和《默》這3篇是魯迅翻譯,魯迅校訂 ...
"解放前",周作人的翻譯作品接受"中基金會"的委託,可能在商務出版,有些如希臘神話丟掉。


The Library of Greek Mythology By Apollodorus Robin Hard (翻訳) 2008;周作人《希臘神話》

周作人從希臘文翻譯出 《希臘神話》1944/...1999 苦雨齋譯叢



英譯本
 The Library of Greek Mythology By Apollod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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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brary of Greek Mythology (Oxford World's Classics) (英語) ペーパーバック – 2008/8/1
Apollodorus (著), Robin Hard (翻訳) 2008


"解放後",人民文學出版社。

近20年,『苦雨齋譯叢』較完整。


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周作人受到剝奪政治權利(1953年12月19日人民法院判決)的處分,在北京的家裡專事翻譯和寫作,但不允許以本名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交給他翻譯希臘古典文學和日本古典文學這項任務(胡喬木提議,毛澤東批准),產生了一批高品質的日本文學古希臘文學經典漢語譯本。
包括古希臘喜劇《財神》(阿里斯托芬作)、《希臘神話》、《伊索寓言》全譯本、古希臘悲劇《歐里庇得斯悲劇集》(與羅念生合作翻譯);日本現存最古的史書《古事記》、滑稽短劇《狂言選》、平安時代隨筆代表作《枕草子》、滑稽本《浮世澡堂》(日文《浮世風呂》)和《浮世理髮館》等。他應邀校訂北京翻譯社的《今昔物語集》本朝部譯稿和豐子愷的《源氏物語》全部譯稿(與錢稻孫合作)。
他自己覺得畢生最重要,也最有成就感的譯作是用古希臘語(和羅馬帝國希臘化地區當時流行的新約希臘語、通用希臘語不同)寫作的古羅馬敘利亞作家、哲學家路吉阿諾斯的作品選《路吉阿諾斯對話集》。


***








《周作人译文全集》凡例和各卷说明(3)

《周作人译文全集》凡例和各卷说明(4)
《周作人译文全集》凡例和各卷说明(5)
《周作人译文全集》凡例和各卷说明(6)
《周作人译文全集》凡例和各卷说明(7)
《周作人译文全集》凡例和各卷说明(8)
《周作人译文全集》凡例和各卷说明(9)
《周作人译文全集》凡例和各卷说明(10)
《周作人译文全集》凡例和各卷说明(11)
《周作人译文全集》的题外话(1)
《周作人译文全集》的题外话(2)
《周作人译文全集》的题外话(3)
《周作人译文全集》的题外话(4)
《周作人译文全集》的题外话(5)


作者:止庵出版社:山東畫報出版社

《周作人譯文全集》凡例和各卷說明
一 凡例
一,本書彙編目前所見周作人所有將外文譯為中文的作品。對於周氏所寫介紹外國文化或外國文學的文章,即使包含翻譯內容,也不在本書收錄之列。其將中文譯為外文的作品亦不收錄。
二,本書共十一卷。第一至四卷為古希臘文譯作;第五至八卷為日文譯作;第九至十卷主要為英文及世界語譯作,其中《陀螺》包括部分古希臘文和日文譯作,《兒童劇》包括部分日文譯作,《希臘女詩人薩波》包括部分古希臘文譯作;第十一卷為用文言文翻譯的作品。
三,本書保持譯者生前編定的各種單行譯著或譯文集的完整性,其間偶有重複,仍予保留,如《陀螺》之《牧歌三篇》、《擬曲二首》亦見於《希臘擬曲》,《對話三篇》亦見於《路吉阿諾斯對話集》,《啄木的短歌》亦見於《石川啄木詩歌集》;《冥土旅行》之《冥土旅行》,亦見於《路吉阿諾斯對話集》。 《財神》與《炭畫》雖未單行,但其自成篇幅,故以單行本視之。譯者生前未收集或收入其文集的單篇譯作,編為“其他日文譯作”、“其他英文及世界語譯作”和“其他文言文譯作”,分別置於第八卷、第十捲和第十一卷之末,並對每篇最初發表時間,所載報刊,作者署名(署“周作人”者略)及收入自編文集情況略作交代。 《女獵人》、《孤兒記》系據外國作品改寫,列為第十一卷附錄。
四,譯者某些譯文集,後曾增刪篇目,另行出版,本書收錄修訂後者,將修訂前原有而後來刪去的內容列為附錄。詳見有關各卷說明。
五,本書所收譯者各種單行譯著或譯文集,前一至八卷,以原作寫作先後(譯文集取其中完成最晚者)為序,《全譯伊索寓言集》成書時間不詳,姑置於《希臘擬曲》之後;第九至十卷,依次為中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歌、戲劇、散文及其他,同一體裁按寫作先後為序,但某些短篇小說寫作時間難考,姑按譯文集出版先後排列;第十一卷,以譯者翻譯先後(譯文集取其中完成最晚者)為序。 “其他日文譯作”、“其他英文及世界語譯作”和“其他文言文譯作”以譯文發表先後為序。
六,對於所存不止一種的譯稿,本書僅收錄最後定稿。但是,根據不同語言翻譯者則均予保留,如《論居喪》與《路吉阿諾斯對話集》中之《關於喪事》同為一篇,然其一由英文轉譯,其一由古希臘原文翻譯。又《希臘神話》譯過兩次,兩種譯稿形式差異較大,故分別收入正文及列為附錄(詳見第三卷說明)。譯者以不同文體翻譯的同一作品,如《炭畫》有文言​​文譯本與白話文譯本,亦分別收入書中。
七,本書收錄之譯作,凡有手稿保存者均依據手稿,手稿已佚則依據印本並擇其善者,原刊文僅用作參校。詳見各卷說明。
八,全書文字校訂,除改正此前印本明顯錯字外,還將繁體改為簡體,但可通假者及作者習慣用法,仍予保留。人名、地名譯法,悉從其舊。同一字的用法,同一人、地名稱,僅在一篇之內予以統一。
二 各卷說明
第一卷
本卷為《歐里庇得斯悲劇集(上)》,包括古希臘歐里庇得斯(Euripides)著《赫剌克勒斯的兒女》(Herakleidai,約公元前四三○年上演)、《希波呂托斯》(Hippolytos,公元前四二八年上演)、《安德洛瑪刻》(Andromakhe ,約公元前四二六年上演)、《赫卡柏》(Hekab ,約公元前四二五年上演)、《請願的婦女》(Hiketides,約公元前四二三年上演)、《厄勒克特拉》(Elektra,約公元前四一八年上演)和《瘋狂的赫剌克勒斯》 (H rakl s,約公元前四一六年上演)。
《赫剌克勒斯的兒女》譯於一九五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希波呂托斯》譯於一九五三年七月至十一月。 《安德洛瑪刻》譯於一九五二年六月至九月。 《赫卡柏》譯於一九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一年七月。 《請願的婦女》譯於一九五六年一月至二月。 《厄勒克特拉》譯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九月。 《瘋狂的赫剌克勒斯》譯於一九五六年四月至六月。在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歐里庇得斯悲劇集》前,譯者均有所校訂。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二月至一九五八年九月出版《歐里庇得斯悲劇集》,《希波呂托斯》、《赫剌克勒斯的兒女》、《安德洛瑪刻》、《赫卡柏》收入第一卷,《請願的婦女》、《瘋狂的赫剌克勒斯》收入第二卷,《厄勒克特拉》收入第三卷,均署“周啟明譯”。......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二三年一月出版周作人譯《歐里庇得斯悲劇集》,其中《赫剌克勒斯的兒女》、《希波呂托斯》、《安德洛瑪刻》、《赫卡柏》、《請願的婦女》和《瘋狂的赫剌克勒斯》根據保存下來的譯者手稿,恢復被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版刪改的內容。 《希波呂托斯》附錄《忒修斯的故事》一文系殘稿,註釋中“見該文第四節”至“第七節”云云,已無從參看。 《厄勒克特拉》譯稿已佚,仍沿用人民文學出版社版。刪去《歐里庇得斯悲劇集》中非周作人所譯各種。
現據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二○○三年一月版《歐里庇得斯悲劇集》校訂排印。插圖取自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版《歐里庇得斯悲劇集》。
第二卷
本卷為《歐里庇得斯悲劇集(下)》,包括歐里庇得斯著《伊翁》,約公元前四一三年上演)、《海倫》(Helen ,公元前四一二年上演)、《腓尼基婦女》(Phoinissai,約公元前四○九年上演)、《俄瑞斯忒斯》(公元前四八年上演)、《在奧利斯的伊菲革涅亞》(Iphigeneia h  en Aulidi,公元前四六年上演)和《圓目巨人》(Kyklops,上演時間不可考)。
《伊翁》譯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三年二月。 《海倫》譯於一九五三年三月至七月。 《腓尼基婦女》譯於一九五六年六月至八月,譯者因病未作註釋。 《俄瑞斯忒斯》譯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五年八月。 《在奧利斯的伊菲革涅亞》譯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四月。 《圓目巨人》譯於一九五一年七月至八月。在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歐里庇得斯悲劇集》前,譯者均有所校訂。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二月至一九五八年九月出版《歐里庇得斯悲劇集》,《海倫》、《俄瑞斯忒斯》收入第二卷,《伊翁》、《腓尼基婦女》(由羅念生補作註釋)、《在奧利斯的伊菲革涅亞》(改題《伊菲革涅亞在奧利斯》)、《圓目巨人》收入第三卷,均署“周啟明譯”。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二三年一月出版周作人譯《歐里庇得斯悲劇集》,其中《海倫》、《俄瑞斯忒斯》、《在奧利斯的伊菲革涅亞》和《圓目巨人》根據保存下來的譯者手稿,恢復被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版刪改的內容。 《在奧利斯的伊菲革涅亞》卷首《歐里庇得斯傳略》系殘稿,前半缺失。 《伊翁》和《腓尼基婦女》譯稿已佚,仍沿用人民文學出版社版。該版中《腓尼基婦女》註釋非周氏手筆,未予收錄。刪去《歐里庇得斯悲劇集》中非周作人所譯各種。
現據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二○○三年一月版《歐里庇得斯悲劇集》校訂排印。插圖取自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版《歐里庇得斯悲劇集》。
第三卷
本卷包括古希臘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周作人又譯阿里斯託法涅斯)著《財神》(Plutus,公元前三八八年上演),海羅達思(Herodas,通譯赫羅達斯) 、諦阿克列多思(Theokritus,通譯忒奧克里托斯)著《希臘擬曲》(分別據JA Nairn、AD Knox和JM Edmonds編訂本翻譯),《全譯伊索寓言集》(據?mile Chambry編訂Aesopi Fabulae翻譯)和《希臘神話》第二次譯本,--此書本名Biblioth k ,周作人又譯為《書庫》、《書藏》,託名阿波羅多洛斯(Apollodorus)著,實為公元一世紀的作品。
《財神》譯於一九五四年一月至三月,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將此篇與羅念生、楊憲益所譯合編為《阿里斯托芬喜劇集》出版,扉頁署“羅念生等譯”,目錄中《財神》署“周啟明譯”。
《希臘擬曲》譯於一九二四年春至一九三二年六月,一九三四年一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中部分作品周氏此前曾據英文轉譯,包括以文言文所譯海羅達思作《媒媼》、《塾師》(見本書第十一卷),以白話文所譯諦阿克列多思作《農夫》,海羅達思作《媒婆》、《密談》,均收入《陀螺》(見本書第九卷)。
《全譯伊索寓言集》譯於一九五年三月至五月。一九五五年二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改題《伊索寓言》,署“周啟明譯”。一九六三年一月印行第二版,收入“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仍署“周啟明譯”。刪去附錄之周作人《關於伊索寓言》一文,另增劉若端作《譯本序》。又,一九五五年三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伊索寓言選》,一九六○年六月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伊索寓言選》(注音本),均署“周啟明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一月根據保存下來的譯者手稿,出版周作人譯《全譯伊索寓言集》。



《希臘神話》第一次譯於一九三三年五月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正文已完成,另又譯哈利孫(Jane Harrison,通譯哈里森)《希臘神話論》、茀來若(James George Frazer,周氏又譯弗來則、佛雷則等,通譯弗雷澤)《希臘神話比較研究》二書,擬為寫註釋之用,然註釋只成一、二兩章即中止。譯文部分刊載於一九四四年十月至十二月在《藝文雜誌》第二卷第十、十一、十二期,餘稿及《希臘神話論》、《希臘神話比較研究》已佚。第二次譯於一九五年七月至一九五一年六月,譯稿一名《原本希臘神話集》,一九五八年四月至五月曾校訂一過。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一月根據保存下來的譯者手稿,出版周作人譯《希臘神話》。 《希臘神話》第一次譯本殘稿與第二次譯本在章節劃分上頗有不同(前者“分為十九章”),註釋則包括茀來若的原註和譯者的補注,字數較之第二次譯本相應部分多出許多。
現《全譯伊索寓言集》、《希臘神話》據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一月版校訂排印。將《希臘神話》第一次譯本殘稿列為《希臘神話》附錄。 《財神》和《希臘擬曲》譯稿已佚,前者據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版《阿里斯托芬喜劇集》所收該作校訂排印,後者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四年一月版校訂排印。插圖取自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阿里斯托芬喜劇集》和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伊索寓言》,後者係英國木刻家托馬斯·布伊克的作品。
第四卷
本卷為《路吉阿諾斯對話集》,收錄古希臘Lucianos(周氏又譯路吉亞諾斯、路喀阿諾斯,通譯盧奇安)作品共二十篇。
周作人曾於一九二一年十月據英文轉譯路吉阿諾斯所作《大言》、《兵士》、《魔術》(即《妓女對話》之第十三、第十五和第四節),收《陀螺》;於一九二二年據英文轉譯《冥土旅行》(即《過渡》),收《冥土旅行》(以上見本書第九卷);於一九三○年三月據英文轉譯《論居喪》(即《關於喪事》,見本書第十卷),收《看雲集》和《知堂文集》。一九六二年六月至一九六五年三月,他根據古希臘文翻譯《路吉阿諾斯對話集》。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所作遺囑云:


“余今年已整八十歲,死無遺恨,姑留一言,以為身後治事之指針爾。死後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隨即埋卻。人死聲消跡滅最是理想。餘一生文字無足稱道,唯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願,識者當自知之。”


一九九一年九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將此書改題《盧奇安對話集》出版。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二○○三年一月根據保存下來的譯者手稿,出版周作人譯《路吉阿諾斯對話集》。
現據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二○○三年一月版《路吉阿諾斯對話集》校訂排印。
第五卷
本卷包括日本安萬侶著《古事記》(七一二年)和清少納言著《枕草子》(十一世紀初)。
周作人曾於一九二五年一月翻譯《〈古事記〉中的戀愛故事》,收《陀螺》(見本書第九卷);於一九二六年二月至五月翻譯《〈古事記〉神代卷》(未完)。全書譯於一九五八年十月至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三年二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署“周啟明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二○○一年一月根據保存下來的譯者手稿,出版周作人譯《古事記》。
《枕草子》譯於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一年一月。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九月出版《日本古代隨筆選》收入該書,譯文註釋多有刪改。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二○○一年一月根據保存下來的譯者手稿,出版周作人譯《枕草子》。
現據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二○○一年一月版《古事記》、《枕草子》校訂排印。插圖取自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古事記》。
第六卷
本卷包括日本佚名著《平家物語》(十三世紀)和《狂言選》(十四世紀後半至十六世紀)。
周作人於一九六五年四月開始翻譯《平家物語》,原著十三卷,至一九六六年七月譯成七卷多,即告中斷,而譯稿僅存六卷。一九八四年六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平家物語》,署“周啟明申非譯”。其中周譯部分譯文多有改動,註釋則太半刪略。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二○○一年一月根據保存下來的譯者手稿,出版周作人譯《平家物語》。
周作人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六年八月翻譯《骨皮》、《伯母酒》、《立春》、《發跡》、《花姑娘》、《偷孩賊》、《柿頭陀》、《雷公》、《工東【口當】》和《金剛》,集為《狂言十番》,一九二六年九月由北新書局出版。一九五四年四月至九月,周氏補譯十四篇,並對此前所譯略加修訂,集為《狂言選》,一九五五年四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改題《日本狂言選》出版,署“周啟明譯”。一九五九年八月至九月,周氏又補譯三十五篇,此稿迄今下落不明。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二○○一年一月根據保存下來的譯者第一次增訂本手稿,出版周作人譯《狂言選》。
現據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二○○一年一月版《平家物語》、《狂言選》校訂排印。將《狂言十番》譯者序及各篇附記列為《狂言選》附錄。插圖取自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日本狂言選》。
第七卷
本卷包括日本式亭三馬著《浮世澡堂》(《浮世風呂》,初編,一八九年;二編,一八一年)、《浮世理髮館》(《浮世床》,初編,一八一三年;二編,一八一四年)和文泉子(坂本四方太)著《如夢記》(《夢の如し》,一九九年)。
《浮世澡堂》譯於一九五五年五月至十月,原著四編,周​​氏只譯了前編和二編。一九五八年九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署“周啟明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二○○一年一月根據保存下來的譯者手稿,出版周作人譯《浮世澡堂》。
《浮世理髮館》譯於一九五九年三月至八月。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與再版之《浮世澡堂》合訂一冊出版。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二○○一年一月根據保存下來的譯者手稿,出版周作人譯《浮世理髮館》。
《如夢記》譯於一九四三年九月至一九四四年五月,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四年九月連載於北平《藝文雜誌》第一卷第六期至第二卷第九期,署“知堂譯述”。曾預告出版單行本而未果。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至五月九日,《如夢記》重新連載於香港《星島晚報》,只登本文,無譯者附記,署“知堂譯”。一九九七年二月文匯出版社出版周作人譯《如夢記》。
現《浮世澡堂》、《浮世理髮館》據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二○○一年一月版校訂排印。 《如夢記》譯稿已佚,據《藝文雜誌》原刊文校訂排印,據《星島晚報》補入《譯本序》。每章末尾譯者所撰文字,在《藝文雜誌》連載時第一章題“譯者附記”,自第二章起改題“附記”,茲統一為“附記”。譯文第五章有“八重姑”,第七章又有“八重姊”和“八重姐”,查原文均為“八重さん”,茲統一為“八重姐”。插圖取自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浮世澡堂》和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浮世澡堂浮世理髮館》。
第八卷
本卷包括日本《石川啄木詩歌集》、《現代日本小說集》、日本短篇小說和劇本集《兩條血痕》,以及“其他日文譯作”。
周作人翻譯石川啄木作品,始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部分譯作收入《陀螺》。全部《一握砂》(《一握の砂》,一九一年)、《可悲的玩具》(《悲しき玩具》,一九一二年)、《叫子和口哨》(《呼子と口笛》 ,一九一一年)和《可以吃的詩》(《食ふベき詩》,一九九年)譯於一九五九年三月至五月。一九六二年一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將上述幾種週譯與卞立強所譯《詩選》合刊為《石川啄木詩歌集》,署“周啟明卞立強譯”。
《現代日本小說集》一九二三年六月由商務印書館列入“世界叢書”出版,署“周作人編譯”,收周作人一九一八年十月至一九二二年四月間譯作十八篇,另有魯迅所譯十一篇。書末附錄之作者介紹,係出自周作人手筆,其中芥川龍之介與菊池寬兩則,部分襲用了魯迅《〈鼻子〉譯者附記》、《〈羅生門〉譯者附記》和《〈三浦右衛門的最後〉譯者附記》的字句。
《兩條血痕》前六篇譯於一九二一年十月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一九二七年十月由開明書店匯集為《兩條血痕》出版。封面題“兩條血痕”,扉頁則作“兩條血痕及其他”。一九三○年四月開明書店出版《兩條血痕》增訂本,增收一九二八年八月所譯《嬰兒殺​​害》一篇。
“其他日文譯作”匯錄譯者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六四年間發表而未收入其譯文集以及生前未發表過的譯作,共二十九篇。
以上譯作,除《瞎子做夢》、《收集佛教書》、《餚核》、《魚膾》、《普茶料理》、《無名的先覺》等篇外,譯者手稿均已不存。 《石川啄木詩歌集》據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一月版校訂排印。 《現代日本小說集》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三年六月版,《兩條血痕》據開明書店一九三○年四月版,參考原刊文校訂排印。刪去《石川啄木詩歌集》和《現代日本小說集》中非周作人所譯各篇。 “其他日文譯作”則據原刊文及保存下來的譯者手稿校訂排印。
第九卷
本卷包括波蘭顯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通譯顯克維奇)著中篇小說《炭畫》(Szkice weglem,一八七七年;譯者係從Jeremiah Curtin英譯本轉譯),俄國科羅連珂(                                ,通譯柯羅連科)著中篇小說《瑪加爾的夢》(《          》,一八八五年;譯者係從Marian Fell英譯本轉譯),短篇小說集《現代小說譯叢(第一集) 》,短篇小說及劇作集《空大鼓》,詩歌小品集《陀螺》(據古希臘文、日文、英文及世界語翻譯或轉譯),劇作集《兒童劇》(據日文及英文翻譯)和散文集《冥土旅行》(據英文及日文翻譯或轉譯)。
《炭畫》周作人原有文言文譯本,一九五二年九月至十月復以白話文重譯一遍。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四月將此篇與施蟄存所譯合編為《顯克微支短篇小說集》出版,署“施蟄存周啟明譯”。
《瑪加爾的夢》譯於一九二年七月,一九二七年三月由北新書局列入“苦雨齋小書”出版。一九五二年九月周氏曾重校此篇,但未能出版,原稿已佚。
《現代小說譯叢(第一集)》一九二二年五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列入“世界叢書”出版,署“周作人譯”,收周作人一九二​​年八月至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譯作十八篇,系據英文或世界語翻譯或轉譯;另有魯迅譯九篇,周建人譯三篇。
《空大鼓》的前身《點滴》一九二年八月由北京大學出版部出版,列“新潮叢書第三種”,收錄周作人一九一八年一月至一九二年三月所譯短篇小說二十一篇,並以《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和《新文學的要求》三篇文章作為附錄。書前有註明“唐俟譯本”的題詞:“我愛那一切,沉重的點滴似的,從掛在人上面的黑雲,滴滴下落者,他宣示說,閃電來哩,並且當作宣示者而到底里去。”出自尼采《察拉都斯德拉的序說》。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點滴》改訂為《空大鼓》,由開明書店出版,刪去《沙漠間的三個夢》、《歡樂的花園》、《小小的一個人》及附錄、題詞,補入一九二年七月至一九二六年十月間所譯劇本《被幸福忘卻的人們》和小說《顛狗病》、《請願》。除《請願》據日譯本轉譯外,其餘各篇均據英譯本轉譯。
《陀螺》譯於一九一七年九月至一九二五年一月,一九二五年九月由新潮社列為“新潮社文藝叢書之七”出版。
《兒童劇》譯於一九二四年七月至一九三二年八月,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由上海兒童書局出版。
《冥土旅行》譯於一九二二年九月至一九二五年三月,一九二七年二月由北新書局列入“苦雨齋小書”出版,封面題“冥土旅行周作人譯”,扉頁題“冥土旅行及其他周作人編譯”。
以上譯作,譯者手稿均已不存。 《炭畫》據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四月版《顯克微支短篇小說集》所收該作校訂排印。其他分別據各書初版本,參考原刊文校訂排印。 《空大鼓》還參校了《點滴》。將《點滴》原有而《空大鼓》刪去的《沙漠間的三個夢》和《歡樂的花園》列為《空大鼓》附錄。刪去《現代小說譯叢(第一集)》中非周作人所譯各篇。插圖取自兒童書局一九三二年版《兒童劇》。
第十卷
本卷包括根據英國倍因(Robert Nisbet Bain,通譯貝恩)的英譯本Russian Fairy Tales(一八九二年)選譯的《俄羅斯民間故事》,根據培因(即倍因)的英譯本Cossack Fairy Tales and Folk-Tales(一八九四年)選譯的《烏克蘭民間故事》,根據英國韋格耳(Arthur Edward Pearse Brome Weigall,通譯韋戈爾)所著傳記Sappho of Lesbos: Her Life and Times (一九三二年)編譯的《希臘女詩人薩波》,英國勞斯(William Henry Denham Rouse)著神話故事《希臘的神與英雄》(Gods, Heroes and Men of Ancient Greece,一九三四年),以及“其他英文和世界語譯作”。
《俄羅斯民間故事》譯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由香港大公書局出版,署“知堂譯”。一九五七年八月天津人民出版社重印此書,署“周啟明譯”。


《烏克蘭民間故事》譯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一九五三年一月由香港大公書局出版,署“知堂譯”。一九五七年九月天津人民出版社重印此書,署“周啟明譯”。
《希臘女詩人薩波》完成於一九四九年七月至八月,一九五一年八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署“週遐壽編譯”。
周作人一九四七年春夏之交第一次翻譯《希臘的神與英雄》,譯稿遺失,只存《關於希臘神話》一篇(後編進《譯後附記》);一九四九年九月至十月第二次翻譯,一九五年十一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署“週遐壽譯”。一九五八年一月天津人民出版社重印此書,改題《希臘神話故事》,但註明“本書原名《希臘的神與英雄》”,署“周啟明譯”。
“其他英文和世界語譯作”匯錄譯者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八年發表而未收入自己的譯文集的譯文,共三十一篇。其中《土之盤筵》第四則《蝙蝠與癩蝦蟆》系據日譯本轉譯,不另行分出。
以上譯作,譯者手稿均已不存。 《俄羅斯民間故事》、《烏克蘭民間故事》和《希臘的神與英雄》各初版本更能體現譯文原貌,故均選為​​底本,後出各種版本僅用作參校。 《希臘女詩人薩波》據上海出版公司初版本校訂排印,其中“附錄乙薩波原詩的譯文一”之第一自然段原在“附錄乙薩波原詩的譯文二”起首,茲予以調整。 “其他英文和世界語譯作”則據原刊文校訂排印。插圖取自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五年版《希臘的神與英雄》。
第十一卷
本卷包括《一千零一夜》中之《俠女奴》(Ali Baba and the Forty Thieves),美國安介坡(Edgar Allan Poe,通譯愛倫·坡)著《玉蟲緣》(The Gold Bug,一八四三年),英國羅達哈葛德(Rider Haggard,通譯賴德·哈格德)和安度闌(Andrew Lang,通譯安德魯·蘭)合著《紅星佚史》(The World's Desire,一八九年),匈牙利育珂摩耳(J kai M r,通譯約卡伊·莫爾)著《匈奴奇士錄》(Egy az Isten,一八七七年;譯者係從Robert Nisbet Bain英譯本轉譯),波蘭顯克微支著《炭畫》(Szkice weglem,譯者係從Jeremiah Curtin英譯本轉譯),育珂摩耳著《黃薔薇》(AS rga R zsa,一八九三年;譯者係從Beatrice Danford英譯本轉譯),短篇小說集《域外小說集》,以及“其他文言文譯作”。另附錄二種:《女獵人》和《孤兒記》。
《俠女奴》於一九五年三月十九日譯畢,一九五年六月由上海小說林社出版,署“會稽萍雲譯述常熟初我潤辭”。 “初我”即丁初我,《女子世界》主編,亦為小說林社的創辦人之一。
《玉蟲緣》於一九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譯畢,一九五年六月由小說林社出版,署“會稽萍雲譯述常熟初我潤辭”。
《紅星佚史》於一九七年二月譯畢,同年十一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署“週逴譯”。其中詩歌部分系周作人口譯,魯迅筆述。
《匈奴奇士錄》於一九八年五月譯畢,同年九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署“週逴譯”。一九三二年九月商務印書館列入“世界文學名著”重新出版,改署“周作人譯”。
《炭畫》譯於一九八年,一九一四年四月由上海文明書局出版。一九二六年八月由北新書局出版。
《黃薔薇》譯於一九一年,一九二七年八月由商務印書館列入“世界文學名著”出版。
《域外小說集》第一冊於一九九年三月出版,收七篇,其中周作人譯五篇,魯迅譯兩篇;第二冊於同年七月出版,收九篇,其中周作人譯八篇(《鐙台守》之詩系周作人口譯,魯迅筆述),魯迅譯一篇,由周樹人發行,上海廣昌隆綢莊寄售,署“會稽周氏兄弟纂譯”。一九二一年上海群益書社出版《域外小說集》,增收了周作人一九一年至一九一七年的譯作二十一篇,署“周作人譯”。序系魯迅代筆。書中所收周作人的譯文,均據英文翻譯或轉譯。
“其他文言文譯作”匯錄周作人一九○五年至一九一八年發表而未收入自己的譯文集的譯文,共十一篇,分別據英文和日文翻譯。其中《裴彖飛詩論》一篇係由周作人口譯,魯迅筆述。
短篇小說《女獵人》載一九○五年一月十五日《女子世界》第二年第一號。該篇“參譯英星德夫人《南非搏獅記》,而大半組以己意”。星德夫人及所作原文不詳。
中篇小說《孤兒記》一九六年作,同年六月由小說林社出版,署名平雲。 “是記中第十及十一兩章,多采取囂俄氏Claude Gueux大意”。囂俄,即Victor Hugo,通譯維克多·雨果,Claude Gueux係其一八四三年所作短篇小說。
以上譯作,除《塾師》一篇(原註“壬子十月十四日錄”)外,譯者手稿均已不存。現《匈奴奇士錄》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二年九月版,《炭畫》據北新書局一九二六年八月版,《域外小說集》據群益書社一九二一年版,其他分別據各書初版本,校訂排印。 《紅星佚史》、《匈奴奇士錄》、《炭畫》和《黃薔薇》的序文曾收入《苦雨齋序跋文》(上海天馬書社一九三四年三月出版),即據以校改。刪去《域外小說集》中非周作人所譯各篇,但保留他人代筆之序。 “其他文言文譯作”中《塾師》據原稿,其餘據原刊文校訂排印。 《炭畫》和《域外小說集》之外各種譯作均只有斷句,茲參考《炭畫》和《域外小說集》之標點方法予以標點。
二一一年八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