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孫康宜教授告訴我們,她的"導師" (mentor)高友工教授過世了。我留言說高先生真是大師也。
我拿出高先生的書,發覺必須細讀、重讀才行。於是給自己一個課題,在11月23日的"漢清講堂",我應以"讀者"的身分,報告我的讀書心得。
我今天用一字的翻譯,說明高先生的,更令我佩服:
《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有一段話 (余英時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p.109)(的翻譯),值得討論:
韋伯曾說人是懸掛在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網" (webs of significance)中的一種動物。人類學家紀爾滋( Clifford Geertz)為之下一按語,說文化便正是這種"意義之網" 。紀氏更指出,文化研究"並不是一門實驗科學,因此不是要尋找其中的規律,而是要追問它所表現的意義。"....紀氏所特用的"解釋"(interpretation)一詞,其一部分涵義......中國史學上所謂"疏通"暗合。.....
這段話的前大半部,參考下引文:我們可以確定上黑體字原翻譯漏譯" interpretive one in search of meaning"之 interpretive一字,即應該全譯為"並不是一門實驗科學,因此不是要尋找其中的規律 (law ,該書前文的翻譯用語),而是它是解釋性學問,旨在追問其所表現的意義。"
According to Clifford Geertz, "[b]elieving, with Max Weber, that man is an animal suspended in webs of significance he himself has spun, I take culture to be thosewebs, and the analysis of it to be therefore not an experimental science in search of law but an interpretive one in search of meaning."
中文將significance和meaning都翻譯成"意義"。
高友工先生的翻譯比較可取:significance (旨趣)和meaning(意義),參考他的論文《中國敘述傳統中的抒情境界----《紅樓夢》與 《儒林外史》的讀法》,收入其著作《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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