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三卷《卞之琳譯文集》2009

標題：成就一本完美的書——《卞之琳譯文集》出版感言/江弱水 2009




一

　　卞之琳先生是我國著名詩人與西方文學專家，也是翻譯界的一代宗師，其翻譯生涯長達六十年，譯品素享盛譽，備受海內外專家推崇。兩年前，先生委託我編選他的《文集》和《譯文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為慶祝先生的九十壽辰，出版社首先印製出他的譯文集三卷，沒想到書印出來，先生卻早三天辭世了，留下莫大的遺憾。差可告慰的是，這套《卞之琳譯文集》，紙張精良，裝幀精美，校對精心，相信一生精益求精的卞先生看了一定滿意。

　　卞先生30年代前期所譯的《西窗集》，為當時西洋高級讀書界最流行的作品選集，譯本甫一問世即一紙風行，時隔多年猶魅力不衰。譯者對西文的精微體會，與對中文的高度敏感，一開始就有不凡的表現。

　　30年代中期應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翻譯委員會之約，卞先生翻譯了英國最著名的傳記大師斯特萊契（Lytton Strachey，1880—1932）的名作《維多利亞女王傳》，董鼎山多年後回憶起來，還不禁驚歎其既信又達，“而在雅的方面，這書成了卞本人的文學作品，而又不失原文的準確性”。隨後翻譯的五冊“西窗小書”，包括20世紀上半葉“法蘭西文學教皇”安德雷·紀德（Andre Gide，1869—1951）的三部代表作，和西洋心理小說的開山之作本雅明·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的小說《阿道爾夫》等，均為名作，亦成名譯。

　　卞之琳詩名甚著，佳作迭出，既得益於對古典文學的廣泛了解，也受惠於對西方詩歌的深入把握。積年所譯英法名詩，晚年重作修訂並細加汰選，結集為《英國詩選》（附《法國詩十二首》），江楓認為“是我國整個翻譯界譯詩藝術成長過程中的最重要里程碑，至少是最重要里程碑之一”。　

　　梁實秋當年曾經“馨香祝禱”，願“有詩人肯以他的生花妙筆來傳譯莎氏的本來面目”。因為莎劇原就是以“素體詩”（blank verse）寫成。這一“以詩譯詩”的崇高理想，終在卞之琳手中得以實現。《莎士比亞悲劇四種》是他前後斷續花了三十年工夫，“使出了渾身解數”，傾盡心血譯成。張曼儀說“譯本本身有其完整綿密的肌理，是藝術的再創造，可以視為文學作品而毫無愧色”。周兆祥在其《漢譯〈哈姆雷特〉研究》中，對卞譯本評價最高，並連呼“極為成功”，“確是了不起的成就”。王佐良更說卞氏的譯本可置諸世界各大語種最傑出的莎劇譯本之列，譯者也以此站在了他翻譯事業的最高點上。　

　　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卞之琳譯文集》，盡收上述諸本，並網羅散逸佳篇，確屬一代翻譯大師的經典匯萃。各本大多經譯者重新修訂文字，整理者統一式樣與譯名，出版者精心校對與印刷，堪稱卞之琳譯著最完美的版本。可以說，這套書的出版，圓了他的一個夢，他一生的出書夢。　　

二

　　卞之琳曾被譽為中國詩壇的馬拉美（Stephane Mallarme，1842—1897），而那位法國詩人一生的追求，是“成就一本完美的書”。如果從字面上來理解這句話，那麼可以說，卞先生正有著同樣的追求。他初登文壇，就為出書而跟書局或出版社結成了歡喜冤家。他講究，於是他挑剔，奇怪的是偏偏他總是遇上粗心的出版者，把他的書印得一塌糊塗。舉幾個例子。30年代中期他譯出《維多利亞女王傳》，交給商務印書館，卻將他費心自製的英國王室世系圖與首相表刪去，又割捨了他好不容易譯出的原參考書目的英法德文全名表，而且連封面上原作者的英文名都印錯一個字母，使他大為生氣。80年代他編譯了《英國詩選》，由湖南一家出版社出版，也是舛誤多多，到最後又將詩作者、詩題或詩首行原文印得丟三落四。至於他有名的《西窗集》，不論30年代的初版還是80年代的重版，沒有不讓他失望的。其餘的著譯，往往不是校對不嚴，就是裝幀太糟，所以，出書對於他來說，簡直成了一種“雅緻的病痛”。

　　當然也有愜意的時候，儘管次數不多。去八寶山送卞先生的次日，香港學者張曼儀女士遵先生遺囑，由先生女兒青喬驅車，前往中國現代文學館，將他1937年8月於雁蕩山大悲閣為張充和手抄的一卷《裝飾集》以及一冊《音塵集》捐贈給了館方。後者乃是先生於1936年在琉璃廠文楷齋用木版刻印的詩集，雖然只是試刷了十幾冊樣本，但卞先生很滿足，認為算是“過了一回出書的癮”。再就要到1982年，香港三聯書店印行了他的詩集《雕蟲紀歷》增訂版，版式玲瓏，紙張鮮潔，由卞老的學生曹辛之先生設計的封面典雅大方，令人愛不釋手。最後的一次，該是1989年台灣大雁書店所出的《十年詩草》新版，書用山茶紙精印，渾樸素淨，本身就成了一件上佳的藝術品。卞先生題贈我一冊，後來大約因為全送了朋友，手頭一本都找不到了，於是寫信到香港，叫我把那一本借給他。我現在正躊躇著是不是向青喬要回來呢。不知台灣的書局還能買到否？　　

三

　　三卷《卞之琳譯文集》為硬面精裝，護封用特種紙印製，手感極佳，設計典雅而又不乏現代感和異域情調，每卷六百頁以上，應該算得上是一部“大書”了。想到這裡，我稍稍有些不安：卞先生可是喜歡“小書”的呀！

　　卞先生素來討厭大部頭，他自己的書一般頁數不多，開本較小，放在書店里肯定不起眼。他又特別喜歡謙稱自己的詩文集子，不是“魚目”，就是“雕蟲”，總之是個“小”字：

　　自從寫了那篇小記後，我倒為了這些小玩意兒欠了一小筆錢債。現在這筆小債就成了一口網，大約如蛛網可以撈露珠。撈出來的說得好聽是“魚目”，其實沒有那麼純，也無非泥沙雜拾而已。（《魚目集·題記》）

　　規格本來不大，我偏又喜愛淘洗，喜愛提煉，期待結晶，期待昇華，結果當然只能出產一些小玩意兒。事過幾十年，這些小東西，儘管還有人愛好，實際上只是在一種歷史博物館或者資料庫的一個小角落裡暫時可能佔一個位置而已。（《雕蟲紀歷·自序》）

　　這裡有多少“小”字呀！二三十年代的作家彷彿生性都如此，偏好在體積上“輕薄短小”的書，寫來自在，幾篇文章或十幾首詩就可以結集成書了，不像我們今天，不寫個十幾萬字不敢叫書。可要論起重量來，我們的書雖然體積很大，卻只好稱作“輕薄短小”，“萬言不值一杯水”了。現在的出版商還肯接受《野草》、《死水》、《畫夢錄》麼？

　　卞先生寧願規格小一點，也不喜歡氣魄怎樣大。比如說，《卞之琳譯文集》中卷收了他四篇舊譯文，都是七十年前打動了他的文字，而特別譯了出來，因不忍廢棄而加以訂正了，收在這裡的。其中有一篇維吉里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論英國人讀俄國小說》，卞先生說：“文章太好了。”他一直不太喜歡詹姆斯·喬伊斯（ James Joyce，1882—1941），寧肯去讀維吉里亞·伍爾夫。葉公超先生當年送給他的巴黎奧德賽出版社1932年版《尤利西斯》，他也一直不耐煩讀完全書而束之高閣，現在還在他的書櫃裡蒙塵。葉公超在《寫實小說的命運》一文中認為它“不潔”：“這書裡的話，尤其那尾後那無標點的六七十頁，都是我們膽大的人說不出口的，我想就是張競生先生恐怕也覺得不好意思。”卞先生也許更不滿於它的另一種“不潔”，因為他同意伍爾夫批評過的，詹姆斯·喬伊斯的後期小說破壞了英語的純潔性。《西窗集》中他譯過喬伊斯早期的《都柏林人》裡的一篇，也譯了一篇伍爾夫的小小說，但他顯然更喜歡後者。照他的說法，伍爾夫“氣魄較小，文字較正規”。這個評價很能代表他對於一般書的趣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