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至少有三章與譯藝特別相關，尤其是第16章"翻譯界往來無白丁"，頁246-65
| 屠岸：詩歌是我的聖壇 日期：2014-12-17作者：李揚來源：文匯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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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岸：詩歌是我的聖壇 本報駐京記者李揚 對於91歲高齡的屠岸先生來說，這一年，生活始終繁忙而充實，滿是新鮮的喜悅。 4月，屠岸先生在國家圖書館主持了一場“莎士比亞與十四行詩”的講座，與讀者共賞“光耀萬世而不朽”的莎翁作品的魅力，以此紀念莎士比亞誕辰450週年。他翻譯的我國第一部中文全譯單行本《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也歷經60餘年時光的積澱，成為譯詩藝術的經典。 5月，中國現代文學館為他和另外5位老作家舉辦了“邊寫邊畫——六位作家速寫展”，展出了他筆調沉靜的風景速寫，這些上世紀40年代的畫作，展現出青年屠岸的詩意情懷。 近期，他創作的全部400多首格律詩正計劃出版，屠先生借用柏遼茲四樂章交響曲的名字，將詩集命名為《幻想交響曲》。 “我未曾受過牧師的洗禮，但詩歌是我的宗教，繆斯就是我的上帝。”他在詩集《晚歌如水》的序言裡寫道。 是的，詩歌已融入他的生命。從《萱蔭閣詩抄》、《夜燈紅處課兒詩》裡的舊體詩，到《詩愛者的自白》、《深秋有如初春》中的散文和自由詩，從功力深厚的莎士比亞、濟慈等英詩翻譯，到得心應手的十四行詩創作，屠岸先生以對詩歌的虔誠探索來崇奉自己的“上帝”。 先生一生寫詩、譯詩、編詩、論詩，至今仍未停歇。 因為詩情，在屠岸先生身上，看不到耄耋之年的暮氣。謝冕先生曾用“雍容、儒雅、親和、中正”形容屠岸先生的氣度，相信每一個走近屠先生的人都會深有同感。 傾心莎翁十四行詩 屠岸先生的家位於北京和平里的一個普通小區，他1961年定居於此，至今已半個多世紀。先生的書房兼做臥室，空間不大，卻被書籍“侵占”了大半：書櫃裡裝滿古今中外的詩集和文學作品，床邊的地板上也堆立著一摞摞半人高的書籍。冬日的陽光透過樹枝和南窗，斜斜地落在深棕色的書桌上。 天氣寒冷，屠岸先生在毛衣外面又套上保暖的棉衣，但依舊神色清朗，一身素淡益顯儒雅的長者之風。 半個世紀來，他和這間書房幾經滄桑。“文革”結束後，屠岸先生將其命名為“萱蔭閣”，沿用了母親的畫室名，既是紀念母親，也是“用母親的勤奮、善良和堅韌激勵自己”。 在“萱蔭閣”，他用3年時間完成了《濟慈詩選》的翻譯；將自己1940年代翻譯、1950年初版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精心修訂了數次，使之成為莎翁十四行詩最經典的譯作。 與屠岸先生的談話，正是從《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這部經典譯作展開。 “40年代中期，我開始翻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翻譯之初，就被莎翁十四行詩的藝術所征服。”屠岸先生說道，“十四行詩音韻優美，形式整齊，每一行都是抑揚格五音步，整首詩的押韻也十分講究。” 但是對於初版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屠岸先生謙遜地說：“40年代翻譯的版本，現在看，有的語言比較陳舊，有的比較幼稚。我一直在不斷地修改，使其能為今天的讀者所接受。” 他早年翻譯的莎翁十四行詩，給很多人帶去了精神慰藉。在“文革”時期，他的譯本以手抄本形式在下鄉知青、部隊戰士間流傳。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期間，青年詩人高洪波對屠岸說，他在雲南當兵時曾與戰士們共讀莎翁十四行詩。他當即背誦了一首，屠岸發現果然是自己的譯文。 初版60多年來，《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不斷再版再印，累計印數達50萬冊以上。每新版一次，屠岸就要精心修訂一番，他感慨，“譯詩難，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更難”。但他又說：“以後如有機會，我還將再進行修訂，因為對文學翻譯，尤其是詩歌翻譯的琢磨、改進，是無止境的。” 為什麼翻譯莎翁十四行詩如此之難？屠先生說，難點有兩個，一是形式，一是內容。“不僅要譯出原詩的韻律、節奏之美，還要譯出原詩的神韻與風格之美，達到形式和內容的合一。” 在屠岸對莎翁十四行詩的幾次大的修訂中，卞之琳先生的翻譯理念對他產生了很大影響。“1962年，我首次登門拜訪卞之琳先生，把我翻譯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給卞先生看。卞先生對我的翻譯是肯定的，但認為還需要修訂加工，並親自為我譯了莎翁十四行詩第一首作為示範。卞之琳主張詩歌翻譯應神形兼備，在'形'上要遵從原詩的格律和韻式，用中文的五個頓代替英文每行五個步，同時原文如何押韻，中文也如何押韻。這種方式的首創者是孫大雨，卞之琳加以改造後完善，形成譯詩形式上的典範方法：以頓代步，韻式依原詩，亦步亦趨。我根據這一原則，進行了全面修訂加工。” 屠岸譯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有一個特點，每首詩譯文後都附有一篇“譯解”，對這首詩的內容和形式作了說明和解釋，以利於讀者對原詩的理解。這種加“譯解”的做法，受到馮至先生的肯定和讚賞。 “文革”前夕，屠岸借用卞之琳先生的借書卡，從社科院外文所資料室借了英文版《莎士比亞全集集注本》中關於十四行詩的一卷。所謂“集注”就是外國許多註釋家的註釋集中收在其中，屠岸據此又把每首詩的“譯解”做了調整。 修訂後的莎翁十四行詩於1981年出版，卞之琳在《譯詩藝術的成年》一文中，認為新版本更加“謹嚴、光潤”，並把屠岸譯作作為“譯詩藝術成年”的例子。 “按照卞先生譯詩原則譯詩的，還有楊德豫、江楓、方平、黃杲炘等人。我認為把英文詩翻成當代白話，成就最高的是楊德豫，他翻譯的量不多，面不廣，但精益求精，他是中國詩歌翻譯的一個頂峰，很難超越。”屠岸說。 卞之琳先生也翻譯過10首莎翁十四行詩，收錄在他的譯文集中，但沒有收錄他為屠岸示範翻譯的那一首，屠岸至今都頗為遺憾：“他的手稿給了我，自己沒有留底，而我在'文革'時兩次被抄家，丟失了，極為可惜。” 翻譯詩歌帶有使命感 “真正要譯好一首詩，只有通過譯者與作者心靈的溝通，靈魂的擁抱，兩者的合一。”這是屠岸在詩歌翻譯中遵從的最重要的原則，也是他的詩歌美學觀念的核心。 這一原則是來自濟慈的詩歌理論概念Negative Capability，屠岸將它譯成“客體感受力”，在翻譯界獨樹一幟。“詩人自己是主體，主體的反面就是客體，因此negative是客體，是吟詠的對象。濟慈原意是寫詩的時候排除主觀精神狀態和主觀推理要求，把自己變成'太陽'、'月亮'等吟詠對象，然後進行創作。這和王國維先生的'意境兩忘，物我一體'是類似的意思，我非常贊同這個觀念。” 屠岸把這一理念移用到詩歌翻譯上，“擁抱原詩是精神上的共振、融合，要把原作者的東西化為自己的，體會詩人的創作情緒。有時翻譯不成功，非常困惑，千方百計地找到表述方式，特別是用於押韻的字詞，最後就像追求愛人一樣，終於追到了，是一種精神狂歡。” 譯好一首詩“就像追求愛人一樣”，這也印證了他為何耗時3年時間才譯成《濟慈詩選》。 然而，有關詩的翻譯，歷來充滿爭議。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說：“詩，就是經過翻譯失去的東西。”意大利有諺語：“翻譯即背叛。”翻譯是否會使詩歌受損？ 屠岸先生認為，這些話不是完全沒道理，但是“真理性只有百分之十”。 “詩是可以翻譯的，可以把它的精神從某種程度上轉換成另一種語言，只是每個翻譯者實現的程度不同。雪萊《為詩辯護》認為詩是不可譯的，但是他自己翻譯了很多希臘羅馬的詩。中國戲劇界、詩歌界受莎士比亞影響很大，沒有翻譯不可能如此。” “翻譯是一種文化識別和遷移的過程，表面上是語言，實際上是穿越文化隔膜、觸摸靈魂、深入溝通的過程。詩歌有千差萬別的氣質和韻味，翻譯之難在於譯出其神韻。嚴復提出'信，達，雅'，他所指的'雅'是桐城派文風，如果要使之適用於所有翻譯，對'雅'的理解要有些調整，也就是要忠實於原文風格，比如莎翁劇作中上層人物的語言就要翻得'雅'，下層人物的語言就要翻得'俗'，否則不合乎身份。” “當然，一些意義復雜的詩，翻譯時要從中文找到對應，不容易。特別是外國現代派的一些詩，有的地方不能用邏輯來解釋。所以，大部分詩是可以翻譯的，小部分有雙關意思的詩是不可以翻譯的。大部分可翻譯的詩，精神上也要打點折扣，而優秀的翻譯'折扣'很小。” 但是，讓屠岸感到遺憾的是，很多人不了解翻譯，國內對翻譯的重視也遠不夠，“許多人不理解翻譯的精神、靈魂，好像翻譯是很簡單的事，認為'翻譯就是個技術問題'，'不認識的查字典就好了'。魯迅很偉大，他把翻譯者稱為'送給人類以火的普羅米修斯'，是傳播文明火種的人。沒有翻譯，人類不可能向前發展。我翻譯英語詩歌，最初由於愛好，後來也帶有使命感。” 寫詩的衝動始終存在 1941年，18歲的屠岸第一次發表詩作《美麗的故園》，到現在，他的詩歌創作已跨越了70餘年。 詩人成幼殊是屠岸的詩友故知。1945年，屠岸與成幼殊、盧世光、陳魯直、何溶、吳宗錫、章妙英等人成立“野火詩歌會”，以詩會友，友情長達60餘年。成幼殊說，當年的屠岸有著生動的形象，沉靜、純淨、清澈，很有風骨，可謂“詩如其人，人如其詩”，她從與屠岸的詩歌交往中讀出“一貫清亮的筆調”。 1946年，參加地下黨外圍組織工作的屠岸在《夢幻曲》一詩中寫下：“……但是，不中用的土牢呵，/圈住了我，可也得圈住我的靈魂呀！/它只要伸一下腰，就會展開潔白的巨翼，/開始，翩翩地，飛往自由的土疆；/呵！彼方，一片朝霧熹微，/在嘶叫馬群的雜沓奔馳中，/猛然，躍起你矯壯的戎姿，/沖向寒栗的晨光……”可以看到年輕時代的屠岸鮮銳的革命激情與思想。 後來，他逐漸“把情緒和思想溶解在冷卻的文字裡”。特別是他的十四行詩，體現了他對現代漢語詞彙、音節、韻律的細微考察。 在《啞謎》（1990）中，他寫道：“……無知和悟性在寧靜和騷動中溶解；/宇宙萬物滲入朦朧的瞳仁。/千古啞謎在哲學家頭腦裡萌滅，/疑問如游絲潛入童心的裂痕。/為什麼我是我，不是別人？脆聲問。/上帝不言語，魔鬼睜大了眼睛。” 屠岸先生說，他嘗試寫十四行詩是在1940年代翻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之後，同時受到了馮至的影響，他認為馮至的十四行詩集是中國新詩的經典。 “不管是自由詩還是格律詩，詩歌還是要講究一點韻律形式感，否則就變成了散文。寫十四行詩，我想把思想天地放在一個藝術的規範裡加以表達。我有時也寫一些自由詩，但喜歡自由當中有嚴謹。我用'古典的抑制'風格，把自己充沛的感情凝縮、冷凍起來，成為一種精煉的現代語言。我很佩服的一位詩人是吳汶，他的詩，自由當中有嚴謹，他的詩集《菱塘岸》即'古典的抑制'的一個典範。”屠岸先生說。 1986年，屠岸出版了詩集《屠岸十四行詩》，得到詩界稱譽。卞之琳評價他的十四行詩“得心應手，不落斧鑿痕跡。”詩人鄭敏認為他的詩是“在樸素而凝練的詞句和嚴謹的藝術形式上透出深刻的思想之光”，是讓“哲理穿上布衣裳”。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人提出寫詩要“顛覆傳統”“顛覆崇高”“顛覆理性”，甚至“顛覆語言”，同時口水詩氾濫，這讓屠岸感到十分悲哀。“無論形式如何創新，但萬變不離其宗，宗就是真善美。不能為了創新而寫泡沫詩、偽詩、非詩。離開這個底線求變，必定走到詩的反面，詩也就死亡了。 ”屠岸先生說，“我一生在追求真詩，最討厭虛假。我喜歡莎翁十四行詩、喜歡濟慈，因為他們的詩真情流露，正像濟慈所說'真即是美，美即是真'。” 在《濟慈墓畔的沉思》（2001）一詩中，屠岸寫下：“你所鑄造的、所有的不朽之詩/存留在'真'的心扉，'美'的靈府，/使人間有一座聖壇，一片淨土，/夜鶯的鳴囀在這里永不消逝。”這是屠岸對濟慈的評價，也可視為他對自己詩歌的期許。 詩歌創作70餘載，他至今仍感到“寫詩的衝動始終存在，沒有退潮”。有時已經上床入睡，如果出現詩思，立即起床把靈感記下。屠岸說，自己的創作方法是拋開思維定勢，帶著新鮮的眼光看待、觀察熟悉的世界，從中發現新鮮的東西並用新鮮的語言加以表現。 屠岸先生正是以此保持著長久的創造力,誠如洪子誠、劉登翰在《中國當代新詩史》中所寫：“屠岸是執著的'美'的不懈追求者，細心且有耐性地去發現事物中的美、聖潔、歡愉。直到晚年，屠岸的詩也仍保持著年輕的心態，一種不做作的誠摯的童心。” 合著詩歌的節拍割高粱 在《詩愛者的自白》一文中，屠岸寫道：“我是詩的戀者，無論是古典，浪漫，象徵，意象；無論是中國的，外國的，只要是詩的殿堂，我就是向那裡進香的朝聖者。” 憶起自幼對詩歌的迷戀，屠岸說，這是受到母親的影響。那時家中有一幅對聯：“春酒熟時留客醉，夜燈紅處課兒書。”下半聯描述的就是母親教他古詩的情景。 屠岸的母親屠時是常州的才女，擅詩、書、畫、音樂，尤其在詩詞丹青方面，造詣頗深。母親從他小學三年級開始，每晚教他吟誦古詩文。母親的吟誦是按照家鄉常州的吟誦調，抑揚有序，疾徐有致，像動人的音樂。14歲那年他生了一場大病，母親日夜守候，並吟誦詩詞給他聽，“當她吟頷聯和頸聯的時候，我感到她的嗓音中放射出一種特異的感情色彩。”從母親的吟誦中感到的心靈震顫，至今仍會在他心頭再現。 稍長，他開始傾心於白話新詩和外國詩歌經典。高二時，他從表哥在光華大學英文系所學的英國文學作品選讀中，抄下了一百多首英詩，一首首研讀，用了兩年多時間研讀了一遍，有的詩篇爛熟於胸。 出於對英詩的濃厚興趣，讀大學時他集中精力投入詩歌翻譯。1946年，他的譯詩稿開始投向《文匯報》副刊《筆會》，主編唐弢對這個23歲的大學生的譯作甚為重視。詩人里爾克的《寂靜的時候》、麥克里的《在弗蘭特的曠野》、斯蒂芬斯的《憎恨》……6個月中，他在《筆會》上發表了15篇作品，高密度的發表，給了年輕的屠岸以巨大鼓勵。 詩歌，使他沉醉、痴迷、狂喜，也因為詩歌，使他在困苦歲月裡得到精神的慰藉。在“文革”最暗淡的時期，是詩歌使他獲得繼續面對生活的勇氣。 他猶記得當年在幹校勞動，每當割高粱時心中總要默誦英文詩歌，把切割動作和詩行節奏結合，汗流浹背，但身心痛快。揮臂割完高粱，還要用手鐮把高粱穗從稈上“扦”下，他時常一面默誦濟慈的《秋頌》，一面“扦”穗，節奏舒緩，心態平和。“書被抄走了，但心中鐫刻的詩是抄不走的。”屠岸說。 他還常以詩歌來恢復心靈的安寧。1980年代中期，他患了嚴重的憂鬱症，一度徹夜失眠。有一夜，他偶然睡著了，醒後回憶，睡前正在默吟白居易的《琵琶行》，沉浸在詩的氛圍裡，無意中進入了久違的夢鄉。從此，他時常通過默吟來召喚睡神，或杜甫、白居易，或莎翁、濟慈，默誦使他平靜安寧。 屠岸愛詩，也希望自己的後輩懂得欣賞好詩。在他的建議下，曾有幾年，家中每週或每半月舉行一次詩會，以小外孫的名字命名為“晨笛家庭詩會”。全家聚集一堂，欣賞古詩和新詩。 家庭詩會中，屠岸先生用祖傳的“常州吟誦調”吟誦古詩詞，必是最受歡迎的節目。常州方言的聲調體係與中古漢語聲調體系接近，能保留古詩文的音韻美。2008年，常州古詩詞吟誦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被認定的“常州吟誦調”代表性傳人有三位：趙元任，周有光，屠岸。從這年冬天起，他在首都師範大學和北京大學安排下，每週進行一次錄音，他的心願就是讓這寶貴的文化遺產得到傳承。 “深秋有如初春”的心境 《生正逢時》一書是屠岸先生在耄耋之年對過往歲月的潛心回顧。他一生中，親歷了諸多風雲變幻的歲月，抗日戰爭時期顛沛流離，解放戰爭期間參加共產黨、進行秘密的地下活動，“反右”運動中下放勞動，“大饑荒”中肺病復發不得已切掉一側肺葉，“文革”時被抄家、蹲牛棚、下乾校，改革開放百廢待興時受命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黨委書記、總編輯…… 坎坷、動盪與苦難，似乎遠遠超過了平靜順遂的時光，但他卻說自己“生正逢時”。 在回憶錄中，屠岸先生寫道：“回顧自己的一生，我想起吳祖光寫的四個字。有人說吳祖光一生坎坷，生不逢時。吳祖光拿起筆來寫下'生正逢時'。試想：一個人能經歷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歷次政治運動、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生活經歷如此豐富，豈不是生正逢時？不是指我個人，是這一代知識分子，是一代人。古代詩人恐怕沒有經歷這麼多、這麼長期的坎坷。當然，兩者沒有可比性。但可以肯定，這一代知識分子所遭受的苦難和感到的困惑，是空前的。 ” 雖遭受種種苦難和困惑，可晚年的屠岸絲毫沒有暮年頹唐的心緒。他引用嚴文井先生晚年所寫的文章《我仍在路上》：“我要在達到我的終點前多懂得一點真相，多聽見一些真誠的聲音。”屠岸對這番話深有共鳴。 “我每天想的是趕快做，每天做的是趕快寫。我還要向前行，不能放下我的筆，我不能停下我的步。”如今，91歲的屠岸先生每天仍堅持工作、閱讀。 屠岸沒有停止翻譯，小女兒章燕是北京師範大學外語學院教授，父女倆合作出版了莎士比亞長篇敘事詩《魯克麗絲失貞記》、狄金森詩歌選《我知道他存在》等，有的是共同翻譯，有的是女兒翻譯後，屠岸修訂。 他還一直想翻譯彌爾頓和濟慈更多的詩，“國內目前還沒有彌爾頓、濟慈的中文版全集，是一件很遺憾的事。”但是翻譯工作需耗費腦力體力，以及大量時間。“彌爾頓《失樂園》翻譯了一部分，不知道能不能翻完。我想要是能活到我的表哥周有光先生那麼久，今年他109歲了，我大概能把彌爾頓翻譯出來。 ”屠先生笑容溫藹地說。 其實，與周有光先生一樣，屠岸始終喜歡接受新事物，像年輕人一樣投入地工作。他推崇常州話裡的“老合小”，希望自己如晚年的劉海粟先生那樣，“雖然肉體老化，但如果還天真爛漫，就不會感覺到老”。 他將濟慈的“客體感受力”運用到生活中。“沒有新鮮感就沒有詩，我每天看到東西都是新鮮的，太陽存在億萬年，但是每天看它都是新的。我完全可以做一個嬰兒，去擁抱生活。把每一天看做新的生命的開始，就不會萎頓、不會沉淪。” 在耄耋之年依然保有豐沛的詩情，屠岸先生比喻自己的心境“深秋有如初春”，那是紅樹黃花浸透了的豐盈，如同他在《樹的哲學》一詩中所寫：“我——/愈是深深地紮下/愈是高高地伸展/愈是同泥土為伍/愈是有云彩作伴…我於是有了粗壯的樹幹/美麗的樹冠/我於是長出了/累累果實/具有泥土的芳香/像雲霞一樣/彩色斑斕”。 屠岸小傳 屠岸，1923年生於江蘇常州。詩人、翻譯家、出版家。曾任中國戲劇家協會《戲劇報》常務編委兼編輯部主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他翻譯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是我國第一部中文全譯單行本。2001年，因《濟慈詩選》譯本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翻譯獎。2010年，獲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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