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人陳瑞光 ( -2014)

我不認識陳瑞光先生，不，這話有點語病，因為我們這些老頭子說過，陳瑞光的這個Team，力可敵新聞局或新華社，不，他的Team的成績，是這些侯舌單位做不到的，因為他們有愛，有希望....
陳瑞光 ( -2014) 主持正「譯」讓世界看見。馬政權的 假專家、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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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講堂】 經歷「太陽花」:翻譯組長陳瑞光訪談


作者:
採訪撰文｜楊戎真
来源:
Inlife映生活


採訪撰文｜楊戎真 圖片提供｜陳瑞光



太陽花學運結束了，其引發的後效應可能遠遠超乎人們的想像。台灣人是不是無形中變得不一樣了？經歷了那麼大陣仗的抗議行動，結束後，累得躺了兩天，現年26歲，目前就讀台大法律研究所，學運期間擔任翻譯小組協調人的陳瑞光表示，「這次的參與讓我感到(台灣)比較有希望，看到曙光。」

從「三、四天」到三週

怎麼會做起翻譯？原來是為了響應中研院法律所老師黃國昌場內需要翻譯人員的籲求，而加入翻譯小組。他們是將整個太陽花學運放送全世界的中樞。學運一開始，學生以一雙脫鞋夾著ipad進行直播的方式，讓外界看到真實情況，迅速與創新的媒體操作，令人耳目一新，也越發看到外界媒體已經不容易操弄的景況。

就讀台大法研所研三的陳瑞光，學運的第三天就進入議場靜坐。「我們沒有80年代這麼多工作機會，但我們受了很好的教育，也具備很多專長、技能，資訊上非常成熟，可是我們面對的是很不樂觀的未來，很早就意識到畢業後可能就是22K，面對未來有不安與焦慮，尤其中國因素這麼強烈。我們老師說過：『年輕人，你覺得你們的人生卡住了嗎？』，我們這一代好像遇到了瓶頸。」

原本以為「只會去三、四天」，未料整個事件持續了超過3週，他說這對所有人都是極大的考驗，不管在身體上還是精神上。

「過程中非常累，仰賴大量的咖啡提神，保持工作狀態，沒有注意到身體已經不行了。出來之後才一次爆發。」

「結束後，回到住處睡了一整天，第二天也是睡到中午才有辦法起床，身體整個都垮掉了。」

「大家的工作量都很沈重，我自己晚上都還有外國媒體的採訪等。因為時差的關係，記者半夜打電話採訪，我都得面對，白天還有白天的事……一天可能只有兩三個小時的睡眠，睡得很淺。」

「醫生大概每8個小時幫大家量一次體溫跟做記錄，很多人在裡面不知不覺就感冒，真的狀況很差，有點難以形容，主要是空氣還有精神壓力很大……」

「很多人進到立法院兩三天，出來後感冒到現在（4月12日）都還沒好。裡面是非常容易生病的環境……」

專業與協調溝通的結合

這次台灣的學生運動能夠在很短的時間讓外媒做出反應與報導，與翻譯小組的作用有著極大的關係。與他們接觸過的著名外媒超過20家：CNN、BBC、VOA、日本NHK、日本產經日報……；加上一些不那麼大的媒體，以及獨立記者，則超過5、60家。

陳瑞光在這個小組中既要翻譯，同時扮演協調人的角色，接洽外國媒體記者，幫助他們安排採訪，做外媒專訪時的同步口譯，安排其他成員進行會場聲明、新聞稿多種語言的翻譯與發佈，然後放到網上。當時，他們以14種語言進行翻譯，外加手語。

龐大的工作量，讓他經常只能睡2～3個小時，尤其配合一些西方媒體的時差，很多時候剛睡下，就馬上被叫起來應付採訪需求。

對於整個翻譯團隊的品質，陳瑞光感到非常驕傲。「當然是非常非常驕傲，他們翻譯的速度很快，4、5頁的中文稿件，大概3、4個小時即可翻好。」

「不同組別有不同生態，英文組由師大翻譯研究所博士班的學生主導，對筆譯的要求非常高；日文組有很多日本人在裡面，大家會一直討論怎麼翻比較好，所以翻譯出來的品質都很優良。」

中文新聞稿永遠在很趕的時間才取得，而他們很快就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將新聞稿翻出，滿足外籍記者的需求。剛開始堅持一翻二校的原則，在新聞處理講究時效，但翻譯強調準確的情況下，他們仰賴的就是協調與不斷的溝通。

「在趕出稿的情況下，壓力就非常大。一方面要讓翻譯人員好好翻，一方面要應付外界需要稿子的需求。協調變得很重要，過程中一直面對這種問題，一直溝通。」

在創造歷史中堅韌起來

「一位美國彭博社記者過度引申林飛帆受訪時的一句話，報導引起很多讀者的不滿。我們當時就檢討怎樣避免這樣的事件再發生。此外，BBC的記者也講了很多他們不滿的事情，日文組也出現一些情況，好多類似的大大小小的事件，讓我焦頭爛額。」

從未有這樣的經驗，卻一夕之間要面對這麼龐大的工作，陳瑞光坦言，也曾面臨很大的挫折，懷疑是不是自己能力不足。「很多事件一起發生，期間一度要放棄。」

「那天就有點挫折感，覺得是不是自己能力不足，無法勝任這工作。那時候真的想放棄，回家休息。」

他們也得面對台灣「做」新聞的媒體習慣。「他們知道我是翻譯組協調人，就想要我們用13種語言各講一遍『撤回服貿……』，還要我先跟他們套好招。我覺得這跟播放新聞的本意不太一樣，好像在拍戲，就拒絕了。我覺得這不是真實採訪的樣態，甚至是表演的。他們蠻常做這樣的要求，我們盡可能解釋，我們不會做這樣的配合。」

「有些記者在訪談幹部時，會用聊天的方式跟我們聊，但手上拿一卷紙，裡面藏一支錄音筆，來套消息，所以有些內部決定好還沒正式對外公布的事，媒體卻報出來了，我們就很錯愕，我們學生可能沒想那麼多。後來才發現是國內的媒體用這樣的方式獲取消息。」

能夠理解對學生而言，他們突然承接到的是一個遠超過他們經驗與經歷的責任，在那樣龐大的壓力下選擇逃離，也是很自然而合理的，但一種歷史的使命感讓他們留了下來：「在裡面的每分每秒都在創造歷史的感覺，我想是蠻驕傲的。」

也因此，這個一開始只有35人的翻譯小組，到後來擴大到89位成員，在學運結束後，翻譯團隊大部分的人都決定繼續留在團隊裡，「我們會繼續在社會上努力，離開立法院並不是撤退，而是繼續投身社會……」

「我們是小國、小民，但是好國、好民」

而陳瑞光最大的收穫，也許不只是累積經驗，而是看到曙光。「自己學到非常多東西，不只是跟各國媒體聯絡，還有跟內部小組成員以及其他工作伙伴的溝通協調，都是書本上學不到的。要有EQ，要學會怎麼樣人際往來、妥協，或者需要做公關。」

「過去一直覺得台灣像鬼島，想要逃出去。所以(我的)外語能力好，也是有這方面因素。」

「可是，這次就覺得：在這邊認識很多很棒的人，覺得跟他們一起合作、一起工作，台灣是非常有希望的。不會輸給任何一個國家，有那麼多優秀人才。很多人蹺課、翹班，來這邊無怨無悔的做事情，這麼好的人。我們是小國、小民，但是好國、好民。」他形容自己經歷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

「在裡面20幾天是正確的。雖然很多人出來以後可能要面對司法訴訟，很多家人對他們不解，所以他們也會猶疑到底自己做的對不對，這樣會不會太超過，因為網路上正反兩面評價都有。可是出來的那一瞬間，看到那麼多人支持我們，會感受到我們還可以繼續努力下去。」

他認為每個參與者都是英雄。「林飛帆、陳為廷剛好每次都主持記者會，也是參與決策的學運領袖，但這是一種組織上的必要性，組織還是要有領導人，為了運作還是要有一定的對外的窗口，但是會因此他們功勞比較多嗎？我相信他們本人也反對這樣的說法。」

「我們盡量避免少數的幾個人成為要角這樣的事情，這是媒體某種程度上的造神運動，因為這樣比較有新聞性，或比較容易凝聚焦點，因為要描述整場運動，不如描述一個人簡單。」

議場內也有「大腸花」

一群20幾歲為主的年輕人，整天在一個封閉的議場裡，除了面對巨大的壓力，也不免有些趣事，「陳為廷每天睡覺位置跟我們蠻近的，所以就會看到他一個人抱著拉拉熊在睡覺。網路上流傳他抱著拉拉熊睡覺的照片後，隔天就有人送來一百隻拉拉熊。」收到那麼多拉拉熊，「陳為廷的表情很錯愕。大家都嘲笑他。」

決定離開立法院後，場外舉辦了「大腸花論壇」，發言要以粗話開場，把各種不滿宣洩出來，或是對學運的看法都表達出來，毫無禁忌；而離開的前一天晚上，議場內也舉辦了大腸花論壇，要陳為廷、林飛帆或其他幹部出來「面對」（批評）。

「大家用自己的方式表達不滿，罵髒話。可是氣氛很像在進行祭典，鬧得非常愉快，口無禁忌。」也許是20多天的「革命情感」，讓大家能夠在這樣的情況下，用一種宣洩式的表達方式，進行「祭典式」的結束。

「所有人都非常辛苦，也都無怨無悔的工作。很多人都對他們的決策方式不滿，都是用很激烈的方式表達，可是最後還是支持他們的決定。」

「有人打鼓，大家就起鬨，叫喊『陳為廷過來面對』；或者聊林飛帆外套的事情；或討論分工合不合理。用非常戲謔的方式來講，並非真正的攻擊，大家笑鬧成一片，氣氛非常歡樂。」

或許這就是學生最大的優點。「我們不會想太多個人的利益，你說天真也好，年輕人還沒有像大人會考慮利害關係。這是學生的一個特點，也是學生運動最寶貴的一個地方。」

「我一開始接待一個德語記者時，他不太相信沒有政黨色彩，沒有政黨在後面操作，這麼大規模，又這麼有組織的運作，一定是有政黨或什麼，常理判斷也是這樣，可是他到現場後，就心服口服了。」「這次的運動本身從任何角度去看，很清楚是以學生為主體。」

五星級學運？

對於外界說他們是五星級學運，陳瑞光表示，物資的確是很豐富，各式各樣的需求第一時間就到位。「社會上的響應非常迅速。」立法院很髒，很多人在裡面要長期睡覺，為了健康著想，在醫療團的建議下，徵求10幾萬一台的吸塵器，「上網徵求，就一次來了4台。」

「從這點來看，的確是五星級的學運。」但是陳瑞光認為能在裡面度過一天，都很厲害。「我21日就進去一次，那天翻來翻去徹夜沒有好好入眠，裡面狀況很差。一方面空氣很差，與外界隔絕，會有壓力，看到警察在外面走來走去，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攻進來。」

「因為沒有天然採光，完全靠照明，就會失去時間感。不知道現在幾點，星期幾，過著沒有時間的生活。」

「伙食算是很豐富，但考量到議場內的衛生問題，不要有水灑出來等，吃的東西也非常單調，幾乎每天是同樣口味的便當。想像這種生活進行20天！」

「議場內持續有高分貝的演講，以及一些活動同時在進行；你在工作要專心，一直有突發狀況發生，突然有記者，或者跟其他組織溝通不良，必須排解、面對，其實是非常不好的工作環境，我們做的事情很多樣化，難度不一，要隨時繃緊神經去處理。」

「洗澡、上廁所都是很大的問題。我離開議場3、4次去朋友家或自己的住處洗澡，離開2個小時又回來。

「我記得進入議場後的第五天，我出來回到自己的住處，洗完澡想休息一下，那時候才下午，結果一躺下去就睡著了，完全沒有感覺就睡著了。」

「很多人離開之後就不想回議場了，裡面的日子還蠻難熬的。」



感動別人 感動自己

「離開議場的剎那，從濟南路側門的立法院後門離開，印象非常非常非常深刻就是，你在立法院裡面待了一段時間，走出來的時候受到一、兩萬人的搖旗吶喊、加油，說台灣以後靠你們了……」

「濟南路到林森南路的路口我們走了20分鐘才走到，沿路上所有的人都拿著旗幟、花朵，還有管弦樂團演奏『島嶼天光』這首歌，一瞬間就覺得：台灣的未來還是很光明的。」談話中習慣連用幾個「非常」表達自己內心的感觸。

事件過後，不免有反思，陳瑞光認為，最大的影響應該是：很大程度上喚回年輕人對政治的熱情，也讓社會大眾比較知道政治是什麼。

「服貿這麼專業性的問題，還有各式各樣涉及國際貿易、政治、法律、經濟專業面相的複雜議題，很多人一開始無法理解，但隨著這件事情，大家都好像上了一課。20幾天，新聞不斷的報導，現場不斷聽到演講，各領域的學者專家樂於發表專業的看法。」

「我想這次運動很大程度上就是各給兩個政黨很大的一巴掌：你們兩個再不好好弄的話，我們年輕人就取代你們自己來做。」

陳瑞光的外語能力怎麼鍛鍊來的？

並非外語專業，卻能在那麼大陣仗的活動中擔任翻譯組協調，陳瑞光的外語能力自不在話下，他在宿醉中去參加滿分9級分的雅思檢定，還獲得7、8級分。

「法律專業用到外語的機會很高，除非只打算在國內從事相關工作，台灣的經濟環境，必須走出國外，所以我從大學時代就開始修很多外語的相關課程。也很常聽BBC廣播，並且跟國外友人保持聯絡，信件往返聊天、互相慰問等。很多方式可以讓自己建立比較國際觀的視野，並保持語言能力。」

「這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就是每天花個二、三十分鐘，讀一篇英文報導，或聽一篇英文的廣播，持續性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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