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6日 星期五

余英時英文論著漢譯集《而譯集》這樣陳腔濫調式的英語譯文......

 余英時英文論著漢譯集上海古籍來自: 上海古籍2009-04-14創建 2009-04-14更新  《漢代貿易與擴張》編者序言  -------------------------------------------------- ------------------------------2005-8-26 14:46:21 何俊來源:易文網我收集余英時先生的英文論著,初衷本是為了自己更全面地學習他的治學方法和理解他的論學旨趣。但在閱讀的過程中慢慢覺得,如果能將這些論著譯成中文,也許不失為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這意義在我看來至少有兩點:一是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更全面地讀到余先生的論著;二是有助於對海外漢學以及中美學術交流的認識與研究。《余英時英文論著漢譯集》編為四冊。 《東漢生死觀》取名於余先生1962年在哈佛大學的同名博士論文。由於這篇學位論文中的第一章後經修改以同名發表於1964一1965年的《哈佛亞洲研究學刊》,因此在本冊中用後者取代了前者。此外,另收了同一主題的一篇書評(1981年)和一篇論文(1987年)。時隔二十年作者續論這一主題,主要是因為考古的新發現。 1978年末余先生率美國漢代研究代表團訪問中國月餘,漢代文獻與遺蹟的親切感受大概也起了激活作用。《漢代貿易與擴張》取名於余先生1967年出版的同名專著。此外,另收了兩篇論文和一篇書評。論文與漢代有關,發表的時間雖然分別是1977年和1990年,但後者是因所收入的文集出版延後所致,實際上它們同時完成於1973—1975年間。與這一主題相關,作者後來為《劍橋中國史》(秦漢卷)(1988年)撰有專章“漢代對外關係”,此書早有中譯本,故這裡不再收錄。 1964年刊行的書評是關於唐代財政體制的,雖與漢代無直接關係,但考慮到主題同屬於社會經濟史,所以一併編人此冊。《人文與理性的中國》由多篇論文組成,討論主題集中在中國思想史,涉及3世紀到當代,體裁有專論、書評、條目和序跋,先後發表於1980—2000年。之所以取名為《人文與理性的中國》,是我以為這個提法能反映余先生的思想,他的所有思想史論著從根本的意義上說,也正是要釋證中國文化中的人文情懷和理性精神。《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取名於余先生作為美國漢代研究訪華團團長寫成的同名總結報告。此外,收入了由余先生匯總的訪問活動與討論日記,以及差不多同時完成並與主題相關的一篇專論。這篇專論最初以中文寫成發表,後被譯成英文並經作者適當改寫後發表,收入本冊時相同部分照錄中文,不同部分則據英文而譯。余英時先生的英文論著在1970年代有一個明顯的變化,此後他的學術論著主要是以中文發表,大部分英文論著則概述他中文論著的主要思想,以及他對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分析性通論。前者顯然是因為他希望更直接地貢獻於中國學術,後者則表明他希望將中國的學術引入美國。促成這個變化的契機大概是他1973—1975年在新亞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的任職。雖然服務兩年後仍回哈佛任教本是事先的約定,且​​這兩年的服務也令他身心疲憊,但深藏於他心中的中國感情似乎更被觸動,更需要得到合理的安頓。 1976年1月余英時先生四十六歲時,同在哈佛任教的楊聯陞將自己與胡適的長年往來書信複印本送給他作為生日禮物,在封面上題寫:“何必家園柳?灼然獅子兒!”大概正是體會到弟子的心情而示以老師的寬慰、提示與勉勵吧。此後,余先生與兩岸三地的中國學界一直保持著密切的學術交流。我在余先生小書齋的書架上翻覽時曾見到錢鍾書在所贈《管錐編》扉頁上的題詞,當時覺得有趣,便請余先生用他的小複印機複印了一份給我,現不妨抄錄在這裡,也算是一個佐證。題云:
誤字頗多,未能盡校改,印就後自讀一過,已覺須補訂者二三十處。學無止而知無涯,炳燭見跋,求全自苦,真癡頑老子也。每得君書,感其詞翰之妙,來客有解事者,輒出而共賞焉。今晨客過,睹而歎曰:“海外當推獨步矣。”應之曰:“即在中原亦豈作第二人想乎!”並告以入語林。
總之,讀余英時先生的英文論著應當注意其中的中國學術背景,正如讀他的中文論著應該留心其中的西方學術背景一樣。藉此我說幾句言輕意重的感謝話。感謝余先生對我的信任,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領導張曉敏先生、編輯童力軍先生對我的支持,感謝所有的譯者對我的幫助,以及對我校改大家譯文的理解。還要預先感謝讀者對這一漢譯集的寬容,因為我認識到翻譯的不容易,尤其是翻譯漢語文章寫得極好且廣為人讀的余先生的英文論著,所以我常想像到嚼飯與人的感覺。因此除了預先感謝讀者的寬容外,我也誠望讀者能夠得意忘言,儘管不足甚至錯誤的責任我絲毫不應該也不可能推卸。最後我想感謝香港中文大學神學組主任盧龍光教授,他邀我來此任客座教授,使我在教課之餘有自由的時間來集中處理這一漢譯集的工作,同時也讓我得以利用這裡圖書館的豐富藏書來复核相關文獻。還有,我窗外的溪聲鳥語、綠樹紅花,使我孤寂的工作變得活潑潑地。   2004年4月8日   序於香港中文大學神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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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本將美國等談論中國文學作品英譯,起碼前6篇是如此。
第一篇是合譯, 厄普代克評2部小說,我沒很細心讀,不知篇名"苦竹"的意思。
 John Updike 指出葛浩文的翻譯,有時有問題;"這樣陳腔濫調式(?翻譯者也用陳詞)的英語譯文,的確顯得蒼白無力。(頁4)

《而譯集》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厄普代克等
出版日期:2013.6.1

譯者介紹林源,復旦大學法學學士。現為香港浸會大學翻譯系翻譯與雙語傳意文學碩士研究生。主編有(《二oo五最受關注的中篇小說))(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二oo六)。

林源譯文集《而譯集》序到底有沒有譯者風格這回事2013/06/23 
  林源譯文集《而譯集》序根據傳統翻譯理論,譯者該無形無色無臭地存在於無我之別人的世界內,譯文不該有自己的風格,有的只能是對源文風格的呈現。在二十世紀最後階段,翻譯學發生了重大變化,強調譯文的本體,這對譯文和譯者來說都是一種解放。隨之而來的,就是對翻譯、譯文和譯者一連串的反思,其中包括譯者風格的問題。當代翻譯學教母Mona Baker對譯者風格有精闢的見解。她認為描述譯文的語言特點包括譯文中重複使用的句式,常用的詞句,甚至構詞構句的習性等。假如不能說明譯者的認知習慣,及其成文的價值觀動機,便無法說明譯者的風格。她建議評論人先從譯者選擇翻譯的文體及主題入手,並觀察譯文裡非因源文需要或譯入語要求必要而為的語言策略,從而嘗試了解譯者的認知習性和翻譯的價值動機,才能參透譯者的風格。  拿到林源譯文集書稿,喜讀。林源選譯的,均是討論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論文,及與此有密切關係的論題。今日中國文學置身國際文壇之中,文學作品服務的不僅是中文讀者,更通過海外銷售和翻譯服務國際讀者。而國際讀者和評論人的意見回饋,不免以外語在海外發表,如果中國作者、讀者和評論人因語言隔膜未能得知,實在可惜。評論不是作品的成績單,而是如羅蘭巴特所說,是一個主觀世界與另一個主觀世界的交流,意即文學家以自己對現實世界的理解為本,建構出作品裡濃縮又濃郁的世界,與之碰撞而擦出火花的,是評論人同樣主觀的對世界的理解。由此而成的評論,就是兩個主觀世界的對話。中國文學界要是不理解國際讀者和評論人對我們作品的反應,便難以有效服務這群讀者。可惜文學翻譯是苦功夫,文學評論的翻譯更苦,願意翻譯的不多,要翻譯得好更難。林源的翻譯集是非常適時又做得好的實事,非常難得。特別值得欣賞的,是此翻譯文集選譯的文章,有效地代表了國外對中國小說評論的不同方位。從所評作品來看,有蘇童的《我的帝王生涯》,莫言的《丰乳肥臀》和《天堂蒜薹之歌》,王安憶的《長恨歌》,余華的《兄弟》,姜戎的《狼圖騰》,還有張愛玲的多個小說,均是不同方面極有代表性的作品。與對馮小寧電影《紫日》的評論一拼起來,立時顯出中國小說與電影在處理中國現實上,自上世紀80年代就建立起來的姻親關係。在此之外,有文章研究李澤厚對中國美學的論述。這樣安排彷彿提醒讀者,不要光看國際​​評論界對中國文學的理解,更要把中國文學放置於中國美學系統裡觀照。再除此,還有漢學家對中國文學海外傳播、中文世界文學、中國文學史等重要討論。最後一篇說的是人類心理節奏,不就是我們閱讀小說時,最主觀、最真實的經驗嗎?除了譯材之外,此書各論文的原作者均是不同評論方位和方法的最佳代表。開卷即見厄普代克,他的文學觀是歐美式的,發揮其中可以合理伸延普適的度量衡,用以理解中國文學,並以創作文學的筆法寫成,情理皆濃。白博禮是“中國老手”,對中國和中國文學有長期和縱深的了解,卻不忘英語世界讀者的視線,具雙重視野,是對源語文化和譯入語文化都非常有意義的評論。周月風、傑斯洛、劉劍梅、張英進四位跟譯者林源一樣,都與香港或美洲結緣,地理上游走中心、邊緣、海外,視點不斷移動,自我辯證成為五位評論和翻譯的內在邏輯顧彬和斯塔文斯兩位文學專家,深受中外評論人尊敬,他們所論,無論是中外作品,行文無不處處表現兩位對人本文學深刻的信念。馬龍科學、文學並重的筆法,把世界的兩大維度融為一體,為文學打開新境界。視野如此多元、範圍如此龐大的論文群,譯者的風格能否顯現呢?質存形自顯。首先,這十五篇文章面貌雖異,意義卻相通:跳出本語文化視野,把閱讀文學作品的過程本身,變成一種文化辯證。在語言運用方面,譯文在不破壞源文情味的原則下,以通順流暢的語言,盡量提高讀者閱讀的效率,以理導文,以文梳理。這含蓄的翻譯策略背後,是對源文意義堅定的信念,這類翻譯是源文最理想的伙伴。成就這翻譯風格的,正是譯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和評論的國際視野,還有對國際文學評論無私不怠的服務精神。翻譯天才先賢嚴復說譯事三難:信、達、雅。容許我在這也說譯事三難:謙、和、勤。這本譯文集做到了。文/楊慧儀(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英文系翻譯課程副教授)



 譯者的風采  ◎小海去年六月初,美國著名評論家依蘭·斯塔文斯攜夫人艾里森·斯巴克斯教授來中國,出席他的著作《加西亞·馬爾克斯傳——早年生活(1927~1970)》在中國的首發儀式,並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銀川書博會、沙家浜國際寫作中心和常熟理工學院分別作了多次學術演講和交流活動。林源作為斯塔文斯教授在蘇州活動期間的主要翻譯者全程陪同。我記得在常熟理工學院“東吳講壇”上,依蘭·斯塔文斯教授演講的題目是“譯與訛”。演講者是美國研究拉美文化的首席專家、全世界研究加西亞·馬爾克斯最優秀的學者之一,被《紐約時報》譽為“拉美文學研究的沙皇”。應當說這是關於翻譯理論十分專業而嚴謹的一次高水平學術演講。現場翻譯的好壞會直接影響演講者的情緒與演講的實際效果。作為聽眾的我,真正領略到了演講者和翻譯者之間的絕妙配合,也親身感受到了現場提問、互動環節的熱烈。演講結束後,蘇州大學外語學院的周春霞老師告訴我(週臨時​​客串斯塔文斯的西班牙語翻譯),斯塔文斯對林源的現場翻譯非常滿意,堪稱完美。林源從復旦大學畢業後又去香港浸會大學專攻翻譯學,之前也曾遊學加拿大。多年來,林源一直致力於翻譯,收在《而譯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5月)這個集子當中的就有他十多年前的譯作。我和林源是好朋友,他身上有這個時代少有的純真超拔、明慧灑脫、淳明慈良,同時又兼備篤學不倦的謙謙君子風度。記得一次聚會中,他很正式地宣布,他要一直學習到五十九歲,工作一年即退休,然後繼續做學問搞研究。我開玩笑地問他,那麼你靠什么生活呢,他說賣文為生,我的生活標準很低哦,一天兩頓飯管飽就行!大家都被他逗樂了,這是現代版的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其實大家也都知道他並不是在開玩笑。林源的翻譯是有自己的新穎視角與果斷抉擇的,一是國外大家、漢學家、海外華裔學人的美學經典文論與作家論,​​如斯塔文斯、顧彬、張英進等人的;二是國外經典作家自身的美學論著,如美國著名作家莫里森等人的;三是國外對中國現當代作家的評論,這一類譯文如張愛玲的多部小說評論、莫言《丰乳肥臀》和《天堂蒜薹之歌》、余華《兄弟》、蘇童《我的帝王生涯》、王安憶《長恨歌》、姜戎《狼圖騰》等等。這些文章在不同的領域和研究方向上都具備一定的代表性,又可以滿足國內專業研究人員、高校師生、普通文學讀者不同層次上的需求。有關林源的翻譯風格,最有資格評點的莫過於他的碩士生導師、香港浸會大學英文系的楊慧儀女士了。她在為林源譯文集《而譯集》所作的序“到底有沒有譯者風格這回事?”一文中,這樣誇讚她的高足:“譯文在不破壞源文情味的原則下,以通順流暢的語言,盡量提高讀者閱讀的效率,以理導文,以文梳理。這含蓄的翻譯策略背後,是對源文意義堅定的信念;這類翻譯,是源文最理想的伙伴。成就這翻譯風格的,正是譯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和評論的國際視野,還有對國際文學評論,無私不怠的服務精神。翻譯天才先賢嚴復說譯事三難:信、達、雅;容許我在這也說譯事三難:謙、和、勤。這譯文集做到了。”中國翻譯界百年來有“信、達、雅”一說。一般來說,信是第一位的。要從感受、體驗原作出發,要有對對方語言的敏感,才能登堂入室,再而細細體悟原作的境界和神韻,需要對兩種語言及其背景有豐厚的知識儲備和文化教養才可做到說到翻譯風格問題,我記得魯迅先生主張“寧信而不順”(1931年末給瞿秋白的信)的直譯。傅雷先生則主張“翻譯就像臨摹,但求神似不求形似”的意譯,他極為推崇黃賓虹和齊白石,我讀過他寫兩位畫家的文章,他是受此啟發有感而發。我認為意譯代表著翻譯中再創作和重寫的可能與能力,翻新與再造,不是另外一個語種的雙胞胎而是一群新兒女,是靈魂的呼應和自由的泛音,這是語言精緻的分辨力也無法控制的。我想,對那些經典的翻譯工作常常像是在讀一本無盡之書,永遠接近著原作,而又永遠敞開著巨大空間,向著未明的原野鋪展著,這是一門獨特的翻譯闡釋學。 “謙、和、勤”則是譯者向著“信、達、雅”這個目標不斷前行的有力保證。斯塔文斯教授在和我進行的關於文學的長篇對話中這樣闡述他的翻譯風格學理論:“翻譯不是算術,主要取決於釋義。沒有兩篇譯文會一模一樣,因為譯者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見解。即便是同一個譯者翻譯同一篇文章的譯文也會是兩個不同的版本,因為時空發生了變化,此時的我們不再是彼時的我們。另一方面,我相信翻譯的本質是數學運算,這麼說是因為我想強調它的科學性。——答案很簡單:語言和情感都可以量化。如果我們研究詩,並與熟知這首詩歌語言的人合作(指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和美國詩人羅伯特·威爾伯的詩歌翻譯風格),方程式就可能成立。”我祝愿林源建立在科學性和翻譯理性基礎之上的林氏“方程式”早日成立。 (作者為著名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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