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劇譯者

【聯合報╱陸以正】 2010.09.28 03:20 am

台灣文化創新，京劇走在前面 雖然有些老戲迷說：今日京劇的化妝、服飾、燈光、布景，乃至於純粹口語式的道白，容易給觀眾以「和話劇沒有差別」的感覺；但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非但不以為意，而且欣然接受…… 以王羲之名帖〈快雪時晴〉創作的新編京劇，為2007年國光劇團與國家交響樂團的跨界合作，主角張容由國光當家老生唐文華飾演。 圖／本報資料照片 每次去「聽」京劇（台灣稱為國劇，大陸則稱京劇，以示有別於其他地方戲劇），總愛估算一下白髮蒼蒼的老戲迷，與穿著學生服裝觀眾的比例如何。早年若無十比一，至少五、六人中，才有一位年輕人。近兩年卻有很大改變，老、少比例已將近相等了。 從保存中華文化，同時也要去舊創新的立場，看這項改變，令人振奮。探討原因，朝野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有人會質疑：政府做過些什麼事？因為來台初期，陸 光、海光、大鵬與明駝都是軍中劇團。團員僅享軍人待遇，生活清苦，前途渺茫；只有一年兩三次到中華路二段「國軍文藝活動中心」公演，才能賺點錢作加菜之 用。 到民國84年，郭為藩兄在教育部長任內，批准將國防部所屬陸、海、空三軍京劇團合併為一，設立「國立國光劇團」，成為教育部所屬社教機構，原有人員都變成 劇團的職員，按月領取固定薪給津貼，無須為下月的伙食錢從哪裡來發愁。這場革命性的改變，外界極少人了解，社會大眾更全無所悉。 更重要的是，恰在此時，有批在國內外攻讀戲劇藝術的學人，出於愛國熱忱，加入國光劇團。他們帶來對戲劇的全新觀念，不辭辛勞，默默奉獻給國光。從幕前到幕 後，從服裝、布景、燈光、道具，乃至於戲劇氣氛，全盤改變了國劇的面貌，可稱為一場寧靜革命。重新調整劇團文化使命，符合現代專業演藝管理，這才是如今大 家常掛在嘴上的文化創新，其實在國劇界已經行之有年了。 這些人包括：台大文學博士、清華大學中文系前主任、現任台大戲劇系教授、國光劇團藝術總監的王安祈女士。她投入編排京劇，要追溯到郭小莊的「雅音小集」與吳興國的「當代傳奇」時候。 王安祈、趙雪君編劇，李小平導演、魏海敏主演的《金鎖記》，可說是國光劇團最令人難忘的新劇。 圖／本報資料照片 民 國91年，王安祈帶她的學生趙雪君加入國光劇團。她編寫的新戲包括《孟小冬》、《王有道休妻》、《青塚前的對話》、《三個人兒兩盞燈》，以及與趙雪君合編 的《金鎖記》。她也與國際名導演羅伯威爾森（Robert Wilson）合作，在國家劇院導演過《歐蘭朵》。出版的著作有《絳唇珠袖兩寂寞──京劇‧女書》。2005年並獲得第九屆國家文藝獎。 國光劇團另一位關鍵人物是京劇科班出身的導演李小平。從陸光劇校畢業後，他就讀台北藝術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在一篇文章裡，他自承「創作橫跨傳統與現代之 間」。王安祈和他兩人是老搭檔，導演過前段所述各劇，以及《廖添丁》、《天地一秀才──閻羅夢》、《王熙鳳大鬧寧國府》、《李世民與魏徵》和跨界京劇《快 雪時晴》等。 李小平的興趣廣泛，曾參與台灣參加法國亞維儂戲劇節的《美猴王》，也插足過其他劇種，從歌仔戲《莿桐花開》、音樂劇《梁祝》到實驗劇《傀儡馬克白(MacBeth)》。1995年獲得中國文藝協會戲曲導演獎。他和王安祈最令人難忘的作品，無疑是三年前首演、本月初又呈現於「城市舞台」，根據張愛玲原著改編的《金鎖記》。京劇女皇魏海敏把一個封建時代女性無法自拔的性格，刻畫得淋漓盡致。 還有一位幕後人物不可不提。我每次看國光演京劇，對舞台兩旁用燈光打出的唱詞與道白英譯，佩服得五體投地。因為譯者真正做到了「信、達、雅」三者兼具的程度，若無幾十年從中文譯成英文的功力，幾乎不可能做到。 我問國光劇團的袁家瑋，才知道是美國伊利諾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為東吳大學英文系教授謝瑤玲女士所譯。每次國光公演，觀眾中總有若干老外在場，因為他們藉字幕之助，可以知道劇情，從而增加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有這麼許多人無私的奉獻，京劇在台灣才能配合文化創新的成就。 今日在台灣，較活躍的只有兩個京劇劇團每年演出幾次。「新舞台」的「台北新劇團」靠李寶春撐持，與中國信託基金會辜懷群女士的慷慨捐助，實際是對她父親辜振甫董事長的紀念；此外就只有國立國光劇團了。 國光2006年推出的《胡雪巖》，王安祈引領劇藝方向，汪其楣導演，劉慧芬編劇，除唱詞外已完全拋卻京劇二百年的舊傳統，在一泓靜水中造成一連串漣漪，正 如劇中負責京劇部分的馬寶山所言，面目全新的京劇「介於傳統與創新之間」。但若無唐文華、劉海苑、朱勝麗、鄒慈愛、汪勝光這些全心投入的演員，也不會使觀 眾感動。 雖然有些老戲迷說：今日京劇的化妝、服飾、燈光、布景，乃至於純粹口語式的道白，容易給觀眾以「和話劇沒有差別」的感覺；但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非但不以為 意，而且欣然接受。原因很簡單，觀眾也在與時俱進，人們早已習慣於現代化的潮流，沒有人再用什麼「改良京劇」之類略帶譏諷的形容詞，來批評京劇界求新求美 的趨勢了。 大陸雖有十三億人口，國家也大力支持，「中國京劇院」，甚至「天津京劇團」都來過台灣，票房也還不錯。但是時代變遷，愛好京劇的人口日漸萎縮，三年前我去北京，事先託人買票，結果到了據說是貨真價實的「湖廣會館」。 這所舞台完全是清末民初式樣的建築，戲台很小，台前排列幾十張八仙方桌，前方留空，三面的長條板凳可坐六人，桌上擺了幾碟瓜子、花生、糖果之類。等一開 鑼，我就知道誤上了賊船。戲碼無非《三岔口》、《拾玉鐲》之類，最後是《孫悟空》，都是六十年前我派國劇團去歐洲表演的舊戲碼。 好不容易等到戲結束，只見百餘名日本遊客一擁而上，在台前排成條長龍，要求演員簽名，並與他們合照，可謂殺風景之至。最近與《聯合文學》發行人張寶琴談起，她也被旅行團安排去了次湖廣會館，同樣有上當的感覺。 台灣幸虧還有不少欣賞京劇的觀眾，近年大陸如北京、天津、上海的京劇團每隔一段時間都會來台演出，我總買票去看。僅就基本訓練而言，這些年輕演員認真賣命，無可批評；但一切墨守成規，和六十年前上海「大世界」或「新舞台」的演出一模一樣，反而令人不大習慣。 文化創新不是口號，需要大膽的創意和無私的奉獻。台灣最早把「新型京劇」搬上舞台，許多人辛苦耕耘，證明台灣有活力，更有遠見。如何珍惜這段經歷，使大陸京劇界同樣受益，就要看這一代的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