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或文章因翻譯有名而在異國復活...... 歌川廣重1797~1858的版畫《大橋驟雨》

書或文章因翻譯有名而在異國復活......
請看夏志清之新版序  夏濟安翻譯，莫斯科的寒夜   台北：大地。

一九四二年一個冬天的晚上，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裏正在慶祝十月革命，開著盛大的宴會。斯達林格勒的危險時期已經過去，紅軍正準備反守為攻，英美盟軍剛剛在北非登陸，蘇聯對德戰爭非但有了轉機，而且勝利似乎已經在望，那一天的國慶紀念日，是值得大大的慶祝一番的。
同時在莫斯科的一條大路邊上的一間小房間裏，究半開著，在這寒冷的冬夜竟然沒有生火，一個青年人手裏提著自動步槍，眼睛裏冒著火，很緊張的等待著。他要等一輛汽車在樓下走過，他的自動步槍就要卜卜的往下打去。他所等待的是史大林的汽車。
這一條大路正是克里姆林宮到政府官員鄉間別墅的必由之路，警備是十分森嚴的，莫斯科人普通不呼其名，就叫它做「官道」（The Route）。但是在「官道」兩傍陋室裏居住的人民，雖然身處不斷的嚴密的監視之下，並不是個個擁護他們的政府的。不，他們可能簡直滿懷怨望，把史大林恨如切骨。不論他們表面上是如何的平靜安順，他們的怨恨一有機會還要發洩：他們甚至於可能採取行動，那天晚上手提著自動步槍在寒冷的陋室裏鵠候的那個青年，就是一個例子。
那個青年對於史大林的仇恨，不是沒有原因的。他的名字叫做卡爾，本來是用來紀念共產主義的祖宗卡爾‧馬克思的，──是一個革命家的名字。可是他太天真，他愛批評，他的名字又是卡爾，卡爾不是一個德國人的名字嗎？德蘇既然開戰了，名字像德國人的俄國人難免有通敵嫌疑，於是卡爾被捕了。
卡爾的一家都是對得起共產黨的，只是共產黨對不起他們。他的父親伊凡，母親蘭吉，都是參加過十月革命的老共產黨，但是革命的「功勳」敵不過新統治者的猜忌，伊凡那一批所謂老「布爾什維克黨」正是一九三七年大清黨的對象。伊凡人獄了，由於他的堅不承認虛構的罪名，終算沒有被槍決，可是殘忍的，非人的酷刑已經把他折磨得奄奄一息了。他的傷病之身最後還是在對德戰爭裏奉獻了給他的「祖國」。
蘭吉是個革命的女性，偉大的母親。讀本書開頭幾章「蘭吉的獨白」，讀者不但聽見一個苦惱掙扎的女性靈魂在呼號，也看到了二十世紀的革命精神如何的醞釀，如何的激蕩，如何的迸發，潰裂，終至消沉，幻滅。假如她的血液裏不斷的跳躍著對於她丈夫的愛，對於她兒子的愛，她的恨也是沒有終極的，沒有休止的。她所受的委屈太多了：她曾經幫助促使一個王朝的傾覆，她也眼看她的親人一個個被新的統治者收拾去了。特務的橫行，革命理想的被出賣，無所不在的恐怖的威脅，都影響不了她的革命熱情。她也許是老了，可是她一開口，還是那麼虎虎有生氣，不愧是一個前輩的游擊戰士。好容易看見心愛的兒子從前線溜回來了，她卻忍心看他孤注一擲的作博浪一擊。可是在不可抗拒的力量前面，她還是失敗了。這個革命女英雄最後只成了一批流犯中的一個傴僂的身影而已。
卡爾這個不凡的青年，使我們想起了阿支巴綏夫的沙寧，屠格涅夫的巴剎洛夫，杜斯妥以夫斯基的拉斯格爾尼可夫，那些熱情的，銳敏的，「死心眼兒」的，虛無主義的俄國青年，他們強烈的求知慾迫使他們追究每件事物的根源，他們純厚的天性使得他們熱烈的愛，也熱烈的恨，他們對於生命的抗議使得他們不畏強暴，不怕犧牲，不惜為理想（即使是一個莫明其妙的理想）而死！卡爾就是這樣一個青年。他的思想顯然沒有成熟，可是他的動機是純潔的。他要替人類做一件好事，他要留一篇大道理給天下後世，他只有拿他自己的性命和魔王來拼。十九世紀末葉和廿世紀初葉俄國就多這一類的青年，對於沙皇的被推翻，他們是有很大的貢獻的。這一類的青年俄國應該還有，一切黨化教育歪曲宣傳是泯滅不了人的良知良能的。可以使自由世界告慰的是這一類青年是反對史大林的。這個暴君的統治早晚要受到這種熱情的，敏感的，天真的青年的搗亂和破壞，而終於被推翻。
共產黨是要求抹煞人類的個性的，他們計劃把人化作一種只知服從命令，只知聽命做工，不會發問題，不會主動思考的動物。共產黨統治俄國已經有這許多年了，讓我們看看他們有多大的成就吧！本書最大成功的地方就是活生生地描繪了很多俄國人：有血，有肉，有個性，他們受著政治的影響，吃著政治的苦頭，可是他們卻沒有被政治所「統一」，沒有變成「僅僅的」政治的動物。他們雖然個性判然不同，但是就他們的深厚樸實看來，他們都是俄國人，就是像托爾斯泰，杜斯妥以夫斯基，屠格涅夫，柴霍夫所描寫的俄國人。也像那些大師所描寫的人物一樣，他們的心裏希望和失望交疊著起伏；在巨大的痛苦之中，期待著一點點的安慰；時時刻刻在不可知的──至少是不可抗拒的──命運威脅底下苟延殘生。雖然他們是多麼的愛生命呀！
當然我們不會忘記那個寬大肩膀，身材粗矮的老特務頭子，拉脫維亞人格萊哥：雖然他自己說曾經救過不少人，但是我們有理由可以相信在他手下喪命的人一定更多；在本書開幕的時候，他已經是坐以待斃，等人來收拾他了。他是個相信定命論的（俄國人民族性裏恐怕就有相信定命論的傾向，所以馬克思的那套歷史定命論容易在俄國傳佈），定命論者當青春的朝氣已經喪失的時候，便會變得悲觀而接受現實，聽任命運的宰割。格萊哥非但隨時準備讓史大林來取他的命，而且犧牲了自己救了史大林的一條命。
此外還有那些使人不能忘懷的典型的俄國人：生命力橫溢的，粗俗得可愛的米德迦，優雅的，虔敬的，充滿了同情心的麗莎維德，沉德的，辛勤的，粗壯的，可是終究忍無可忍的安叩。還有在紅軍裏居高位的雅各索夫斯基元帥，整天在憂懼中生活而終於出賣了朋友的美國女人瑪莉‧安德森，幹特務的「小妖精」維妲莉亞……這些都是在一個極權國家裏生活的個人，在「國家」的千鈞重壓之下還保持各人個性的個人。各人有各人的反應，各人有自己的適應環境的方法，即使最後對那可惡的環境不再能適應了，失敗的方式也是各人不同的。極權國家的力量是無比的龐大的，同時個人的尊嚴也是永古不能毀滅的──這本書另一個最大的成功的地方，就是強烈地描繪了這一個對立：集權國家的力量對著個人靈魂的獨立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本是算不完的賬，但是假如集權國家的力量不是如此殘忍可怕，怎麼能顯出人性的如此的偉大和可愛呢？看了這本小說，我相信讀者應該對於人類的前途感覺到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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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畫雖因仿作更有名，其在日本應也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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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of the Day: Van Gogh, Bridge in the Rain (after Hiroshige), October-November 1887. Oil on canvas, 73.3 x 53.8 cm. Van Gogh Museum, Amsterd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