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學問界的情形，很像西洋中世過去以後的「文藝再生」 時代，所以去西洋人現在的地步，差不多有四百年上下的距離。但是我們趕上他不必用幾百年的功夫；若真能加緊的追，只須幾十年的光陰，就可同在一個文化的海裡洗澡了。他們失敗的地方不必學，只學他成功了的。他們一層一層進行的次序不必全抄，只抄他最後一層的效果。他們發明，我們摹仿。他們「眾裡尋他千百度」 ，我們「俯拾即是」 。所以我們雖然處處落人後，卻反而得了個省事的路程，可以免去些可怕的試驗。至於我們趕他的辦法——省事的路程——總不外乎學習外國文，因而求得現代有益的知識，再翻譯外國文的書籍，因而供給大家現代有益的知識。照這看來翻譯一種事業的需要不必多說了。
然而中國人學外文已經很久了，翻譯的效果，何以這樣稀薄呢？論到翻譯的書籍，最好的還是幾部從日本轉販進來的科學書，其次便是林譯的幾種最下流的小說。論到翻譯的文詞，最好的是直譯的筆法，其次便是雖不直譯，也還不大離宗的筆法，又其次便是嚴譯的子家八股合調，最下流的是林琴南和他的同調。翻譯出的書既然少極了，再加上個糟極了，所以在中國人的知識上，發生的好效力極少。仔細想來，這都是因為翻書沒主義。沒有主義，所以有用的卻不翻譯。翻譯的多半沒用。我對於譯書的主義非常簡單，只是譯書人的兩種心理——也可說是一種心理的兩面。我現在把他寫下來。
（一）譯書人對於作者負責任
（二）譯書人對於讀者負責任
這兩句話看來好像非常淺近，其實施行起來，道路很多。
我先把他概括的說明。
我們縱然不能做作者的功臣，又何必定要做作者的罪人呢？作者說東，譯者說西，固然是要不得了；就是作者說兩分，我們說一分，我們依然是作者的罪人。作者的理由很充足，我們弄得他似是而非，作者的文章很明白，我們弄得他半不可解，原書的身分便登時墜落——這便是不對於作者負責任的結果。嚴幾道先生譯的書中，《天演論》和《法意》最糟。假使赫胥黎和孟德斯鳩晚死幾年，學會了中文，看看他原書的譯文，定要在法庭起訴，不然，也要登報辯明。這都因為嚴先生不曾對於作者負責任。他只對於自己負責任。他只對於自己的聲名地位負責任。他要求名，然後譯書，只要他求名的目的達到了，犧牲了原作者也沒不可以。我並不是說譯書定不為求名，這是不近人情的說話。但是斷斷乎不可犧牲了作者，求自己的聲名。這是道德上所不許。況且這手段並不能達到求名的目的。嚴先生當年犧牲了孟德斯鳩赫胥黎，居然享了大名，則也是當時則然，現在卻辦不到。
當年讀英文法文的很少，任他「達旨」 去罷，誰肯尋根追求。現在讀外國文的多了，隨時可以發現毛病。馬君武先生把托爾斯泰的《復活》刪改了許多，我的同學汪君羅君一找就找到。林琴南把Ivanhoe書中的一個「離去」 翻成「死去」 ，我五六年前讀這本書時看到，便大笑了一番。又如某君要從英文的譯本中翻譯一本法文原著，我的一位同學，早預備著等他出版以後，照法文的原文，英文的譯本，仔細考較一回。所以在現在情形之下，翻譯者雖欲不對於作者負責任而不能。但是這責任也還不是容易負的呢。要想不做罪人，須得和原書有六七分相同；這六七分的事業，已是極難了。譯書的第一難事，是顧全原文中含蓄的意思，作書人說一句話，並不僅是一句話，話裡頭還包含許多層意思。這樣情形，書越好的越多。若是僅僅譯了原書的字面便登時全無靈氣。因而外國有法定的翻譯權，不許人不經作者許可便譯。這不僅是保護作者的利益，並且保護原書的身分。中國人不入這同盟，不受這法律的限制，應當利用這個機會多多翻譯，實不應當利用這個機會壞壞翻譯。
昨天《國民公報》上有張東蓀先生的一通信，約我翻譯詹姆斯（William James）教授的《實際主義》。我原來有翻譯這書的願心，我原來有研究實際主義的計劃；我現在雖然還有點譯不好，也不妨慢慢研究，慢慢的譯。後來一想，這意思不然了。想翻譯這本《實際主義》，必須對於實際主義有把握；想對於實際主義有把握，必須先研究造成實際主義的實際方法論——就是實際邏輯；想研究實際邏輯，必須先研究機能行為兩派的心理學。還不止此，想知道實際主義的，是不可不知康德以後各派哲學的得失；想知道實際主義的效用，不可不知實際主義的倫理學——人生哲學。如此說來，一事牽動百事。若不要做詹姆斯的罪人，還只得按部就班的研究。這是對於作者負責任。況且沒頭沒尾，突然有一部《實際主義》發現，對於國人也沒大利益。實際主義不是詹姆斯在波士頓羅威研究所講臺上創造的，也不是失勒在人性主義學裡創造的，也不是杜威在邏輯理論上創造的，也還不是皮爾斯（Charles Peirce）在《普及科學月刊》上創造的；西洋思想界進化到現在，經那樣的歷史，受現代時勢的支配，自然而然有這主義產生。和這主義相近的柏格森，同時出發，可見這主義是在現代生活之下，必生的結果；不懂現代的生活，便無從領略這主義。不懂得西洋思想界的歷史，也無從領略這主義。就以詹姆斯的《實際主義》而論，有的地方論歷史，有的地方論現在的別派。我們若沒有一個概括觀，並不能知道他說的是什麼。所以在翻譯這本書以前，應當有（一）一部可信的西洋思想史或哲學史，（二）一部可信的西洋近代思想通論，（三）一部可信的《實際主義》概論。有這三部書預先出世，翻譯出這《實際主義》，才有人看，才看懂得，才有利益。不然，只可供游談家的割裂，新學究的附會。總而言之，只給人當護符的材料——實際主義仍然是實際主義，中國人仍然是中國人。這都是為讀者的地位著想，這種心理便是對於讀者負責任。為這緣故，不可不注意以下四項：
（1）翻譯一部書以前，先問這本書是否本身有價值，是否在同類之中算最好的。
（2）翻譯一部書以前，先問這本書是否到了翻譯的地步了，是否還有應當較先翻譯的。
（3）翻譯一部書以前，先問這本書譯過之後，是否大眾看得懂——不覺得無靈性。
（4）翻譯一部書以前，先問這本書譯過出版之後，大家讀了生何樣效果。
總而言之，翻譯的事業，只是為人，總得為讀者「設身處地」 想想，不能專求自己的便利。中國的學問界，並不受翻譯的影響，這固由於譯出來的書籍太少，也是因為譯出來的東西太沒系統；該譯的不譯，不該譯的偏譯。譯書的效用，原不是給能看外國文書籍的人看的，原是給不能看外國文書籍的人看的。既是替不能看外國文書籍的人譯的，便當替不能看外國文書籍的人想想，不當只管自己的高興。所以譯書的去取和次序，全是為讀者而定——就是譯者對於讀者負責任。
這兩層意思說明瞭，翻譯上的一切事項，不難按這道理解決了。我先說翻譯的範圍。西洋書多得很，還是先譯哪些是呢？這不消說應當先譯最好的了。但是最好的和次好的，和不好的，又如何分別呢？好不好本沒一定，只有看他有用沒有用，有用便好，沒用便不好。所以我們說「應當翻譯好的」 還是句籠統的話，不如說，應當翻譯最有用的——對於中國人最有用的。我先舉出幾個條件來：
（1）先譯門徑書。這都因為中國人對於各種學問很少知道門徑，忽然有一部專門著作出現，沒人看他，不若先翻門徑書，看作個引路的。
（2）先譯通論書。通論書籍容易普及；況且這樣一部里包含的意思，比精細特殊的著作，定然多的，讀的人可以事半功倍。至於研究精細特殊的著作，固是學者當有的事，但是做這樣事業的人，應當直接讀外國文書，不能僅靠翻譯。翻譯只為普通讀者而設。
（3）先譯實證的書，不譯空理的書。這是因為空理不能救濟中國思想界。
（4）先譯和人生密切相關的書，關系越切，越要先譯。（像北美瑜珈學說長壽哲學一類的書，我真猜不到譯者是何心肝。）
（5）先譯最近的書。因為後來的書，是修正前者而發，前人的好處，他包括了，前人的壞處，他改過了。我們只須求得最後最精的結果，所以要先譯最近的書。
（6）同類書中，先譯最易發生效力的一種。
（7）同類著作者中，先譯第一流的一個人。
（8）專就譯文學一部分而論，也是如此：「只譯名家著作，不譯第二流以下的著作。」 這是胡適之先生在他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一條提議。
以上譯書的去取和次敘說完了。我再談譯書的方法。方法本是隨人自己定去，不能受別人的限制。但是論到大體，也有公同的原則。我就把這公同的原則寫下來：
（1）用直譯的筆法，嚴幾道先生那種「達旨」 的辦法，實在不可為訓，勢必至於「改旨」 而後已。想就別人的理論發揮自己的文章，是件極難的事。不但對於原書不能完全領略的人不能意譯，就是對於原書能完全領略的人，若用意譯的方法順便改變一番，也沒有不違背原意的。想用意譯，必須和原作者有同等的知識才可，但是這是辦得到的事情嗎？況且思想受語言的支配，猶之乎語言受思想的支配。作者的思想，必不能脫離作者的語言而獨立。我們想存留作者的思想，必須存留作者的語法；若果另換一副腔調，定不是作者的思想。所以直譯一種辦法，是「存」 真的「必由之徑」 。一字一字的直譯，或者做不到的，因為中西語言太隔閡，一句一句的直譯，卻是做得到的，因為句的次序，正是思想的次序，人的思想卻不因國別而別。一句以內，最好是一字不漏，因為譯者須得對於作者負責任。這樣辦法，縱然不能十分圓滿，還可以少些錯誤，縱然不能使讀者十分喜歡，還可使讀者不至十分糊塗。老實說罷，直譯沒有分毫藏掖，意譯卻容易隨便伸縮，把難的地方混過！所以既用直譯的法子，雖要不對於作者負責任而不能。既用意譯的法子，雖要對於作者負責任而不能。直譯便真，意譯便偽；直譯便是誠實的人，意譯便是虛詐的人。直譯看來好像很笨的法子，我們不能不承認他有時作藏拙的用，但是確不若意譯專作作偽的用。有人說：「西洋詞句和中國的相隔太遠，定要直譯，自不免有不可通的時候。」 這話真是少見多怪；我們只要保存原來的意思就完了，何必定要逼著外國人說中國學究的話？況且直用西文的句調譯書，更有一重絕大的用處，就是幫助我們自做文章的方法。我們有不能不使國語受歐化的形勢，所以必須用西文的意味做中國文。唯其如此，所以更不能不用直譯，更不能不把直譯所得的手段，作為自己做文的手段。這話說來很長，我在上一期裡，已有專文論及了。
（2）用白話。這也是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一條提議。到了現在，文言已是死了的，不中用的。所以斷不能拿他來代表現代的活潑著作。而且文言和西文太隔閡，白話比較稍近些。要想直譯，非用白話不可，要想和原來的切合，非不用文言不可。白話文學一條道理，在現在直可說是「天經地義」 ，翻譯自然可算裡頭的一部分，自然逃不脫這「天經地義」 。
（3）第二等以下的著作，可用「提要」 的方法，不必全譯。翻譯不是容易幹的，必須一種外國文的程度在水平線以上，更要對於所譯的學問有精密的研究。這樣說來，譯材能有幾個呢？然而應當翻譯的東西又多，需要的又急，少數的譯材不夠應用，卻怎樣辦呢？去年我在一位同學那裡看見兩厚本日文書，名字叫做《教育學書解說》，裡邊登載各家教育書籍，都用「提要鉤玄」 的辦法。我仔細一想，這辦法實是不差。照這辦法，譯的人可以省事，讀的人可以省事；譯的人可以用這方法多多轉販，讀的人可以在短少時間，多得若干派的知識。在現在復雜生活之下，在現在若大海一般的出版界之內，不得不用這經濟的手段。我並不是說專門學者只須看提要，我是說普通讀者不可不先看提要。我並不是說一切著作不須翻譯，都可用提要代替，我是說除非若經典一般的創造性的著作，盡可先做個提要，給大家看看。
學者的研究自然必須照著原書一字不放，一般的讀者，還須求個事半功倍的道路。讀者覺得我這說話和上文「直譯」 的主張矛盾嗎？其實兩件事全不相干。值得通身翻譯的書籍，便得通身翻譯，並且用直譯的筆法。不值得通身翻譯的書籍，或來不及通身翻譯的書籍，便可做提要，諸位切莫混為一談呀！
現在我把大綱的意見說完了；還有一層附帶的話，再說一說。翻譯一種事業，獨自幹去，用的力大，收效很難。若是大家共同翻譯，共同研究，效驗定然快的。材料的搜集，文詞的討論，錯誤的修改，都是共同取得的事業。事事皆然，翻譯也不免如此。所以我很願意大家多設譯書會，用公眾的力量去做這轉移文化的事業。北京大學有個編譯會是很好的了，只可惜一年以來並沒有一部譯成的書出版。（著作的在外。）我有幾位同學對於此事盼望的很。我們同學很有些非常勤學。讀書極多，並且好事的人，若是有熱心而有學問的教員引導，組織一個譯書會，合夥做去，不到一年，定有一部分的成效。我這話就算一種提議罷。
說到這裡真說完了。看的諸君定要失望。我把這人人曉得的話，說給諸君聽，實在是我的罪過。但是這話雖然人人曉得，卻只有極少的幾個人實行。我現在就再說一番，刺激諸君耳鼓，奉求諸君想法實行！
本文原載於《新潮》第一卷第三號，19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