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福德（John Minford），英國漢學家、學者、文學翻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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閔福德教授
閔福德（John Minford），英國漢學家、學者、文學翻譯家，曾把中國經典名著如《紅樓夢》（後四十回）、《聊齋誌異》、《易經》、《孫子兵法》等譯成英文；另外，他亦把金庸武俠小說《鹿鼎記》譯成英文。閔福德1946年生於英國伯明翰，父親是一名外交官。在進入溫徹斯特公學學習古希臘語、拉丁語及古典文學之前，曾在世界各地居住。他曾於中國內地、香港、澳洲及新西蘭任教，擔任奧克蘭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及香港理工大學翻譯系系主任、澳洲國立大學亞洲研究院中國及韓國中心主席。其岳父霍克思（David Hawkes）同為著名漢學家、翻譯家；二人所合譯的《紅樓夢》，前八十回由霍克思負責，後四十回出自閔福德手筆。本期專訪了閔福德教授，聽取他的翻譯歷程與心得。在訪問的「後記」中，閔教授憑弔翻譯大師傅雷先生的最後一個上海故居，慨歎《傅雷家書》所記錄的中國傳統修養的流逝。
閔福德曾翻譯《易經》
李雅言（以下簡稱「李」）：你2016年3月在香港的四個講座，介紹了四位英國翻譯家一生的種種事跡，並重複向學生強調「人的元素」的重要：要瞭解一位翻譯家的譯作，必須多瞭解該翻譯家一生的心路歷程。翻譯家是活生生的人物，作品受種種人生經歷所影響。那你認為一位翻譯家，有多少受他的文本翻譯選擇定性？譬如你就是那位「《孫子兵法》翻譯家」或者是「那位《紅樓夢》末四十章翻譯家」嗎？翻譯選材如何反映一位翻譯家的性格特徵等方面呢？
閔福德（以下簡稱「閔」）：這條問題太複雜。先說說挑選翻譯題材這個問題，翻譯家挑選書目翻譯時往往受到很多因素所影響，例如實際生活條件。你看，《孫子兵法》並不是一本我喜歡的書，我寧願導人對別人仁慈一點而不是教別人打仗？然而我多年前在香港作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就是提早退休。我和太太之後到了法國南部務農，當葡萄園主人，並同時翻譯我喜歡的東西。但釀紅酒可卻是蝕大本的生意呢，為了糊口我便接受了翻譯《孫子兵法》一書的工作──因為它銷路必會好。《孫子兵法》完成後，企鵝出版社的編輯問我：「下一部最想翻譯的中國經典是甚麼？」我不假思索，《易經》兩字便脫口而出；沒多久他們便把合約送來，我才漸漸覺醒、感受到工程之鉅，但要用第三十六着也不行了。
翻譯家的性格嗎？你知道我最喜歡的那句說話，就是翻譯是全世界第二古老的行業。翻譯家都應盡量取悅顧客，我會為不同的顧客提供不同的服務
四大翻譯家
就看我講座講的那四位。一般人以為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只是位傳教士，他做的一切，都由上主安排。他就是這麼一個篤實的基督徒，他會日夜禱告，希望能令所有中國人都皈依上帝，篤信主耶穌。那就是他做事的原動力。他研究中國經典著作並非因為它們是偉大的文學作品，他對文學風格無興趣。他感興趣的只是內容。當然他也是他那個年代的產物。那時，一般的教育程度很高、有教養的人，要他們寫差的英文也很難。很多研究理雅各的評論家都忽視了這點：他英文文筆之佳，跟他所受的教育有莫大的關係。他在學時榮獲學校的拉丁文和古希臘文首獎，之後更拿獎學金到鴨巴甸大學進修。他在那兒念完拉丁和古希臘文之後，立即被邀請當他教授的助教，學校並期望他終歸會接任古典學講座教授一職。所以他在傳教之前，已經是一個頂尖的古典學學者，而他也把他優良的古典學訓練帶到他的傳教工作去。之後他跑到了遠東，並發現世界是多麼的不一樣，因為中國的世界只環繞着極少數的文本。那時科舉制度仍存在，每位讀書人都要唸那些文本。所以理雅各很快感覺到，如果要向這些人傳教，他必須先瞭解他們；如果要瞭解他們，他必須先瞭解他們的文學。而要瞭解他們的文學，最佳方法莫過於翻譯。所以他便二話不說，拼命去翻譯。他很有毅力和恆心，每朝三時起床去翻譯。
理雅各、翟理斯 、韋利、霍克思
他選擇翻譯的文本，都受他所處的情境所控制。他是位傳教士、一位想瞭解中國人的傳教士，那些文本就是瞭解這些人的鑰匙，故他便以翻譯那些文本為使命。到了晚年，他已經把所有儒學經典都翻譯過，而他快辭世時，更開始了翻譯道家經典。他就是這樣挑文本的。
我講座提到的第二位是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但翟理斯的處境卻跟理雅各完全不同。他不是基督徒，而是個共濟會會士；他在廈門創立了中國的第一所共濟會會館。他對宗教持很開放的態度，他相信的是一種普世的創造精神。而他的年代跟理雅各的要晚一點。理雅各去世時，維多利亞女皇還在位，而翟理斯一生踏着三個朝代：維多利亞女皇、愛德華，以及喬治五世。他是個年代較晚的人，那個年代的人們，遠對遠方的文學和故事有興趣。例如探險家Richard Burton翻譯了《阿拉伯之夜》；屬於愛德華時期的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則寫了很多關於印度的故事。所以翟的年代對遠方人民的行為思想很有興趣：Rider Haggard更寫了例如《所羅門王的寶藏》（King Solomon’s Mines）的非洲探險故事。翟身處的年代這般塑造了他的性格。他並不是傳教士，他是位文人。他對文學感興趣，而理雅各則不。所以翟挑了中國文學當中的兩位說故事能手──莊子和蒲松齡──花了很多時間，把他們的故事以取悅當時英文讀者的文筆表達出來。他的目的並非傳教，而只是尋覓一些既有趣又有啟發性的故事，例如出自莊子和蒲松齡手筆的。而他上佳的英文風格，比理雅各那個時代的風格較晚。
蒲松齡
韋利（Arthur Waley，1889-1966）的年代更後，是一戰後、兩場世界大戰之間，那個布林斯貝利圈（Bloomsbury World）。你有沒有到我的講座？
李：有，有，你不是說他本姓叫Schloss嗎？
閔：對，對，父母都是猶太人。他有猶太背景。
李：那又怎樣？
閔：猶太人很有學識學養，他一家上上下下都很有學識學養。他入讀劍橋大學，在劍橋打滾時交往的是一個叫「門徒聚」（The Apostles）的幾近秘密組織。他深受一位叫Lowes Dickinson的人影響，而他接觸的那群人都很獨特：那群「一戰後」對美學和詩歌興趣極濃。亦有極深的同性戀傾向。這群劍橋人之後搬到了倫敦，組成了「布林斯貝利圈」。韋利的世界就是如此。他喜歡的是陶淵明、白居易、袁枚的詩；這些詩人都喜歡興之所至而作詩。他們不寫激動內省的詩；他們會以一隻鸚鵡、一個小孩、一頓飯為題作詩。韋利喜歡的就是這些主題。而四位當中，他的英文風格最優雅不群。他翻譯中文，成為了表現自己高超的英文詩歌和寫作技巧的渠道。四人之中，他的文筆風格最厲害。
之後當然便是霍克思（David Hawkes, 1923-2009）了，而霍克思的世界又是另外一回事。跟韋利不同，霍克思在中國住了一會，他在老北平待了三四個年頭，很嚴肅和學究地研究中國文學。他很有系統地從頭到尾鑽研了中國文學。他的兩部傑作分別是《楚辭》和《紅樓夢》，而兩者之間有着二千年歷史。但他翻譯兩部傑作時採用的都是極深入、極嚴謹的考究法。但與此同時他也有着極強的創作心；他仰慕布林斯貝利圈。他深受韋利所影響，但性格很不一樣。韋利是一個愛好中庸之道的人，他不好李白，因為李白整天到晚都鬧醉，而韋利則不是酗酒之徒。韋利愛好白居易，因為白居易喜歡跟孫女玩耍。韋利特別喜歡白居易跟元稹的友誼。友情和柏拉圖式關係都是韋利喜歡的東西，這跟他的性格有關。翟理斯卻是位憤怒的人，對事物諸多挑剔，所以吸引他的則是另外一些東西。
霍克思十分多愁善感，異常內省，更不時為抑鬱病所困。我覺得《楚辭》中有不少是充滿鄉愁和悲意。例如靈媒說：為何上天不下來跟我在河上嬉戲？《楚辭》所載的內容都是通靈禮儀和愛情詩，因為靈媒愛上了神靈。它是非常難以忘卻、異常悲涼的作品。全集最長的是充滿哀歎的《離騷》，是屈原受盡冤屈、最後投河自盡的悲劇故事，故可以稱得上是首關於自殺的詩。題材對霍克思十分吸引，而他的翻譯也非常抒情，跟作者的悲哀共鳴。
霍克思一生一直深深被《紅樓夢》吸引着，但到了晚年才翻譯它。《紅樓夢》也是一本很悲涼的小說，它絕對不是本開開心心的東西，也不是本細說房事的情慾作品。它寫的是人物，是滿足不了的一段感情關係，而這段關係中其中一方病死，另一方則幾乎變瘋，最終像個瘋僧般走進深雪遠去。《紅樓夢》中沒有一人有好下場，全書的結尾慘淡至極。這部書寫的是一個大家族的衰落，以及該家族成員的劣行，以及劣行的下場。所以也是一部教人難以釋懷的小說。你也可以看到霍克思為何為這書着迷，他活在書中，他每天都想着書中的一切。
李：這點很有趣，因為理雅各並沒有跟孔子有深度的身份認同。
閔：理雅各並沒有，但有些方面他是很認同孔子的。他一生越來越尊重孔子，覺得孔子是偉人。當然孔子並不如耶穌般偉大，沒有人能夠像耶穌般偉大，因為對他來說，耶穌是最偉大的。
音樂演繹與翻譯
李：你知道我多麼喜歡拿音樂作比喻。有一位知名指揮家曾經說過，指揮柴可夫斯基和葛里格等人的美麗旋律，是我們的專業要求，我們都懂得如何把它們弄得動聽。但如果是指揮馬勒的話，我們必須全程全心全意代入他內心深處。若以此作喻，有甚麼作品必須要求翻譯者全程代入?當然你提到了霍克思的《紅樓夢》。還有甚麼？
閔：我認為幾乎所有的優秀翻譯都需要翻譯者的深度代入。理雅各也罷、翟理斯也罷、韋利也罷、霍克思也罷，他們最終也深深代入了譯作的原作。他們挑這些作品來翻譯，原因就是他們看得見自己最終有代入作品的可能。你閱讀韋利寫白居易的那本書，有時會有很有趣的感覺:覺得作者是位穿着唐朝服飾的人，因為他的代入感是那麼強烈。寫袁枚那也如是:作者與翻譯家都渾成一體。而當你閱讀理雅各的註解時，你會聽到理雅各的聲音，有如他正在跟孔子作對話般。他要讀者在旁聽他與孔子的對話，因為他並不想只去描繪描述一位奇異的東方人。正如他自己重複指出，他感興趣的是去進入那個「具普世性的中國思維」 (The Universal Chinese Mind)，瞭解中國人的世界觀和他們思想的普世性，從而豐富他當代的西方人的思想。
翟理斯翻譯《聊齋》，儘管他把所有與性愛有關的段落都略過──我有跟你說過那篇寫一個人把自己的陰莖插入木頭的故事嗎？
李：有，所以刪去該故事的翟理斯，並不算十分忠於原作者蒲松齡吧？
閔：翟理斯當然受不了那個故事，但他卻真的深度代入了蒲松齡很多其他的思維與意念，只是那些性愛東西叫他受不了。他覺得故事實在耐人尋味，所以他的翻譯實在出色。歸根究柢，所有翻譯家被他們深好的作品吸引着，因為他們覺得自己能夠代入作品。這幾乎是理所當然的。所以我並不喜歡我翻譯的《孫子兵法》，因為我和孫子那位算盡一切的老賊並沒有共鳴。他所表現的是黑暗的、不可令人接受的中華文化的一面。我已多次指出，我的《孫子兵法》翻譯附有這麼蒲松齡一個向讀者的嚴重警告：不要模仿此人。你可以研究他，研究人可以如何無情地利用和剝削其他人，並從中有所領悟，但千萬不要走他的路，因為書中所說的並非好東西。我無法與該書產生同感;我翻譯它是因為我那時需要錢，我那時囊空如洗。要維持生計，便要找方法賺些錢。
李：所以那些東西便算是翻譯界的葛里格和柴可夫斯基？
閔：哈哈，對，你也要糊口吧，你有時要做一些滿足大眾的事兒。
李：但沒有代入又如何能輕易翻譯作品？
閔：決心。有時候你需要提供專業服務。李:所以專業翻譯這一回事也存在？
閔：翻譯當然也有專業的一面。你有高要求的話，便能把事情幹得專業。你確定你看得明白原文，你反覆修改你的譯文，你以流利的英文文筆書寫，這就是了。如果你無法代入作品，作品便永遠不能是你自己的，譯文永遠不能超越「專業項目」這水平。
嚴復提出，翻譯必須符合「信、達、雅」這三個準則，而要做到「雅」，你必須懂如何寫上佳的古文。我非常堅持閱讀英文作品。我花大量時間閱讀英文作品，既閱讀且做筆記，深度閱讀，向出色作家學習。我花在英文的時間，遠遠比我花在學習中文的時間為多，當然我也花很多時間於中文。這種職務職責式的工作，跟其他行業的職業訓練一樣，是不做不可的工作。這個過程，法國人叫formation（注：大概有「玉不琢、不成器」中「成器」的含義），中國人稱之為建立修養，並沒甚麼捷徑可言。我仍閱讀英文，目的是改善我的英文文筆;我仍閱讀中文，目的則是增加我的中文知識、加深我對中文寫作的理解。
蒲松齡單語與雙語
李：你老是在談如何讀英文書去改善你的英文寫作風格。世上有沒有「雙向雙語翻譯家」這回事?你只搞中譯英，對不對？
閔：我一定不會嘗試搞英譯中，永遠不會。我也不認識任何會作這般嘗試的英文人，因為如果我要達致好的英文寫作水平已是這麼困難，你可以想像要達致好的中文寫作水平會是多麼更困難！如果我要向一位想搞英譯中的年輕朋友提建議，那麼首先一定是去花五年時間閱讀古文，去閱讀很多很多的古文，去閱讀司馬遷、蒲松齡的所有東西等，直至你不費吹灰之力也能進入他們的世界。我十分幸運，幾乎把我孩童和青年歲月都花在閱讀拉丁文和古希臘文。當然我的拉丁文和古希臘文，到了現在都大都忘卻了，但他們其實仍在。他們是我的基石。
我希望自己的英文有所進步，所以我猛讀英文書。但如果我沒有讀拉丁和古希臘文的首十年的話，我這五十年來對英文書的吸收一定會很不一樣，因為整個歐洲的文學都是建基於古典學。我指的是，自文藝復興時期起，整個歐洲的文學都衍生自古典學知識。
李：有人會覺得你的翻譯風格跟比方說劉殿爵的有所出入，源於你的母語是英文，而他的則是中文。
閔：對，劉是個十分精準的翻譯家，但他的翻譯並無樂韻。我跟他很熟，沒意思不尊敬他。他的英文翻譯無樂韻，因為要把音樂韻味弄進文字可不容易。
文言與白話
李：你說的四位翻譯家和你都受過深厚的古典教育：都懂得拉丁和古希臘語。這兩種古文和現代英文，跟文言和白話文，可否算是類比？兩者有何出入？
閔：是不錯的類比。你看看余國藩，英語並不是他的母語，但他撰寫了那一部精彩絕倫的關於《紅樓夢》的著作 Re-reading the Stone。余也受過拉丁文和古希臘文教育；他是念神學的。他的中文根柢當然也相當。你會留意到他用英文寫作時，可以常常運用源於拉丁文的英文字。當大部分人會選擇用 beauty 這個字時，他挑的字卻是 pulchritude。他很喜歡採用有拉丁文來源的詞彙。你看，接受過古典教育的人，他們無論聆聽和運用英文字時都有所不同，因為他們能看得穿字的來源。英文源出數種語言，拉丁語系的羅曼語言是其一。倘若你要有一定基礎，你需要對語言有一定的感知；只讀英文是不足夠的。我現在不是去提議每人都要開始學拉丁和古希臘文，因為這個太遲了。正如現在要求每一位中國人都去學八股文一樣，太遲。我覺得這個意念雖不錯，但太遲了。但現在最基本可以做的，卻是鼓勵大家盡量讀書，且是讀古書，讀從前大文豪的鉅作。1977年，當企鵝出版社的編輯 Betty Radice 在出版社的倫敦大廈門口向我道別時，不忘叫我讀 Bunyan，讀 Swift，因為她知道閱讀十七、十八世紀大家的作品是必要的。書，現代人都不讀了，西方如是，中國如是。現在的人都不大量閱讀古文。他們可能這兒那兒讀一點點，但你看看我，弄《聊齋》弄了十年，之後弄《易經》弄了十二年，我要讀海量的古文呀！這些是很辛苦的工作，工作無比艱辛。但讀了那些東西就如考了牌，之後的路易走得多了。我現在可去弄較易的古文，如袁枚的《子不語》。修養就是這麼一回事：需時很久、過程很辛苦。現在的大學不斷有壓力於短時間內生產出可到跨國公司打工的學位畢業生，但他們基本上都是文盲。
Re-reading the Stone是余國藩的力作。
談翻譯教育
李：看鉅作是一回事，看其他譯作是另一回事。霍克思是翻譯《紅樓夢》的先驅，前無古人。但現在的年輕翻譯家，卻鑑於珠玉在前，或多或少都會受前人所影響，跟你數十年前與霍氏翻譯《紅樓夢》時很不一樣了。
閔：這個我可不同意。我盡量不看人家的譯作。當然《紅樓夢》是一個很奇特的例子，作為霍克思的拍檔，我必須深入理解和研究他的風格，因為我要接他的棒，承他的風格翻譯尾四十回。企鵝出版社也為我提供了不少意見。當然大衞（指霍克思）也有提意見：我只是他的門徒而已。
總的來說，我不建議學生閱讀譯文。我常鼓勵香港學生閱讀大衞的《紅樓夢》，只因為我覺得能一石三鳥。讀中文原文，他們的中文會更好（我要他們讀的是雙語版本）；他們也可閱讀上佳的英文寫作；更能觀摩一位翻譯巨匠的造詣，從而偷師。我叫他們看韋利的作品，用意也是如此。但這個建議只是為要提升英文水平的香港華人學生而作的。總而言之，我寧願不看其他人的譯作，因為人生苦短，歲月不留人，我寧願花時間去閱讀一些由英文作家寫給英語讀者的頂尖英文作品。
李：如果現在請你為一個優秀的翻譯課程當總設計師，你會做甚麼？
閔：我會要求學生看書。我會把其設定為必需條件。學生必須看很多書，而甚麼翻譯理論，一篇也不用讀。
李：你會要求學生翻譯經典著作，作為訓練的一部分嗎？
閔：不，我在學生達深造階段之前，不會要求他們翻譯經典著作，但他們要閱讀經典，要細心慎密閱讀經典，以便學以致用於他們的翻譯工作中。
我主要希望的是學生能長期浸淫於兩種語言之中，還有於兩種文化之中。遠於1986年，香港心理學會搞了場會議探討「雙語」這議題，但他們關注的只是文字，而我所關心的卻是如何能好好訓練出不只精通文字，也對文化有所理解的翻譯家。你要麼對西方的文化傳統有基本的理解，要麼就不要走出去認自己為翻譯家獻醜。我曾經叫一些學生翻譯榮格和他的「原型學說」，但他們根本就對該四隻字一竅不通。他們於是走捷徑，走去查字典和百科全書，嘗試快趣解決了問題便算。但他們何曾讀過榮格的著作？沙特的又如何？即使是羅素的東西?我指的當然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最偉大的思想家。當然他們沒有讀過任何一本，因為他們想吃好的快餐，而快餐都沒有好的。
李：所以翻譯應該是研究生而不是本科生課程。
閔：這個是理所當然的了。在香港，每所大學都有一個本科翻譯課程，但其實都是包裝得漂亮的雙語言學士學位罷了。在本科程度出產翻譯家，並不可能。
訪問後記：閔福德在港滬
閔福德先生闊別中國大陸三十四年，於2016年3月重訪上海和北京兩地，應邀分別在上海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講學，驚覺自己在遙遠的中國已被視為著名學者。閔氏這次中國遊都坐火車，其中香港到上海和北京回香港，更是他昔日在天津任教時早已坐慣，但現在卻恐怕快要被淘汰的傳統普速列車。筆者跟閔氏一同到滬，在四日旅程中多次對談，更一起到訪傅雷先生最後一個上海故居，慨歎《傅雷家書》所記錄的中國傳統修養的流逝（閔與筆者英譯《傅雷家書》之大概，見金聖華於《明報月刊》2016年3月〈漫漫譯途結伴行：《傅雷家書》英譯的來龍去脈〉一文。）
《傅雷家書》中的許多篇章，反映了優良的中國傳統修養。
無私的奉獻與復刻
一如法國作曲家白遼士，閔福德很喜歡抓着一兩個中心意念（idée fixe）來無限發揮。這次港滬京之行，嘴邊掛着的是四個英文字和一個法文字。（2015 年6月，他上次訪港時，老是在說的是 Surrendering 這個字，就是一位翻譯家必須把自我拋掉，盡心盡力為原作作者服務，盡量不要讓自己的觀點、思想感情等走進了翻譯裏面。）這次的四個英文字分別是「Reincarnating」(再世)、「Recasting」(再鑄)、以及「Eternal patience」(永恆無盡的耐性)。再世和再鑄這兩個概念，大概與 Surrendering 這種無私的奉獻如出一轍，只是 Surrendering 一字的重點是翻譯家應有的態度，而 Reincarnating 和 Recasting 兩詞的重點卻是翻譯的首要目標。
閔講述岳父霍克思的事跡與成就時，特別提到這四個字。霍氏當然花了「永恆無盡的耐性」去翻譯《紅樓夢》，連自己生計也不顧，目的只是再鑄造曹雪芹筆下的那個世界。閔也多次指岳父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也多次特別提到一件事：就是霍克思教授為他改他的《紅樓夢》後四十回的翻譯：霍氏邊看邊說不行不行，並於多處作出多次修改。好不容易改完，戰戰兢兢的閔福德一看，才發現霍氏最後的修改，跟他自己原本的翻譯根本一模一樣。故事說明了兩人在理解這部鉅作，以至於如何使用英文表達作品時如何同心同德。
上海遊
講學既畢，筆者跟閔福德提議：既然我倆翻譯《傅雷家書》，去找找傅雷先生在滬的足跡，想像傅先生那個年代的人和事好嗎？閔欣然應允。接待我們的上海大學研究生陳菲女士於是便先把我們帶到九江路的人民大舞台：《家書》一封信提到傅先生跟夫人去「大舞台」看京劇，但都不大熟悉上海的我們都想知道現在的人民大舞台，解放前叫甚麼名字。經翻新過的大舞台仍在永安百貨的對面，但現在整個地區當然都現代高樓林立，很少五十年代的味道與氛圍了。遺憾大舞台地下大堂並沒有甚麼關於其歷史的展覽；票務員告知，展覽都在二樓。筆者見數天後有戲演便趕緊買了門票、把握機會找資料，想不到我們剛走出大舞台門口，便見到一塊大大的雙語紀念銅牌，交代了大舞台不同的歷史名稱──也證明了閔福德最先的猜測，即英譯就是簡簡單單的 The Grand Theatre，正確無誤。
離開大舞台，我們只有時間去看看傅雷先生江蘇路284號安定坊的舊居。傅雷一家自1949年至1966年文革開始時不堪受野蠻的屈辱而自縊，都一直住在那兒：換而言之，《傅雷家書》的絕大部分書信，都是在這個地址寫、從這個地址發的。傅氏的房東，正正是閔福德多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同事及好友宋淇先生;閔福德這個中文名字便是宋淇先生起的，而宋先生曾多次勸傅雷先生搬到香港。安定坊舊居現在是不公開開放的私人住宅，屋外大閘只掛着一幅「優秀歷史建築」的牌子，描述為:「磚木結構，1936 年建。聯排式住宅。南立面多開半圓券窗，牆面原為乾粘卵石面。」正當我們見門不能入之際，一位老太婆見到我們──包括一位頭帶英國紳士帽、手持拐杖的外國老人──老遠來訪的樣子，便跟閘內相識的女士喊叫打招呼，讓我們有機會進去看看。只見傅先生的房子門口掛着這麼的一個牌子：
傅雷舊居傅雷（一九零八─一九六六），江蘇南匯（現上海市南匯區）人，是我國翻譯界的一代巨匠，傑出的文藝家，曾任上海作家協會理事和書記處書記、市政協委員等職務。
傅雷從一九三三年開始致力於法國文學翻譯工作，一生翻譯巴爾扎克、羅曼．羅蘭等人的文學名著三十二部，其翻譯態度嚴謹，譯筆準確優美。抗戰勝利後，他積極參與反對美蔣反動派發動內戰的鬥爭，參加籌備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工作，被選為第一屆理事。
傅雷在此居住期間翻譯了大量文學名著。
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政府
二零零六年三月
看到這介紹，閔福德便不禁悲從中來，滿是憤慨：為何這些全都是說好聽的話，對傅先生所經歷的折磨與苦楚卻隻字不提?（傅雷先生於文革初年不堪受辱，與夫人朱梅馥雙雙上吊自縊身亡，也不就是在這所房子！）
中國人的修養
我倆離開傅家，在法租界區漫步時，閔福德表達了他對傅雷先生的看法：「他是位恐怖的父親，家書有些段落，讀起來看似是本虐兒手冊。他覺得貝多芬最出色的小提琴奏鳴曲是第九號《克萊采》，兒子傅聰則覺得是第十號；兩人竟可以弄得這麼僵、弄得傅聰要憤然離家出走！但像幼稚的小孩般耍脾氣的背後，卻是追求真理的那種純粹的堅持。傅雷先生的敢言不賣賬，正代表了中國人良好的修養傳統。」
傅雷與夫人朱梅馥
於是閔氏對傳承傳播「中國人的修養」，有着崇高的理想。2016年初，他二次退休之後，所忙的便是和他的好友──豐子愷專家白杰明（Geremie Barmé），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於紐西蘭創立一所頂尖的漢學研究社，名為「白水書院」，白水也就是清流的意思。
「現代大學的堂皇包裝背後，就是不學無術的功利與官僚。我要作出良好的榜樣，證明學問是應該如何做的──不是搞那些學習目標等的膚淺東西。」書院並沒有任何既定的規格和目標，只有一個宗旨：保存和彰顯中華文化最好的東西。讀的書、做的研究，選題必須有意思（反正不用向甚麼不是對教育一竅不通，便是有着千絲萬縷的利害關係的資助委員會「負責」）：就是真學者探究學問的一個聚所。意念一出，李歐梵和白先勇兩位便立即答應當創院院士。書院的活動，教人拭目以待。
離別與再會
閔福德猜也猜不到，闊別三十多載的中國，經歷了那麼多的改變。從香港到上海的火車旅程途中，我們幾乎沒有看見任何郊野，看到的卻是一個又一個新發展地產項目，跟古典的中國大相逕庭。教我想起李歐梵教授之前對我說的一番話:「你常常去德國看這些那些古鎮來瞭解歷史與文化，但要瞭解中國，方法則很不一樣:中國的歷史記憶，都在文字裏。」
閔福德心中的中國，也大概在文字裏。
旅畢上海，閔繼續北上到北京，我到虹橋火車站為他送行，他單槍匹馬坐的卻是高鐵。三個星期之後，他從倫敦飛往將來白水書院所在地紐西蘭，並在香港轉機，於是我倆又有機會短聚、把酒談天。於高鐵站道別，恍如昨日，一問他該高鐵旅程如何，閔福德竟然對其評價不錯。
燦爛深厚的文化傳統、滄桑的近代史，以及幾乎令人迷失的急速現代化，大概就是今日奇妙的中國。
閔福德與本文作者李雅言在火車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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