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界人生】讀國際關係的書，你很難錯過他的譯作──專訪譯者林添貴
四月底，八旗文化與多家出版社聯合為71歲的譯者林添貴舉辦了一場分享會，場上，老媒體人、出版人、政治人物雲集。預計進行一個半小時的分享會，來賓致詞便花去一小時。其中，長年鼓勵林添貴筆耕不輟的《聯合報》前社長張作錦，將他的翻譯成績形容為「林添貴障礙」，後人難以超越。
翻開林添貴的翻譯作品目錄，洋洋灑灑，譯作時序從70年代至今，含括政治、外交、國際關係、人物傳記。他尤其翻譯多本冷戰後的台美、美中、兩岸局勢分析，讀者欲透過書籍探索此類議題，大概難以避開他的譯作。不過，林添貴笑稱自己是音痴，翻譯絕對不碰音樂或藝術等領域；他嫻熟的是國際關係，平日更喜讀美國歷任總統及國務卿的傳記。
林添貴說自己是「難以歸類」的人。其實，他那豐富的工作經歷，後人大約也難以超越──跨越政治色彩，待過《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三大報、籌辦Taipei Times、曾任允晨文化總經理，亦在新光、國泰等企業工作，還在逢甲大學財金系授課，退休前，則擔任工商協進會副秘書長及亞洲基金會執行長。非文科出生的翻譯者並不少見，但林添貴在前半生見識過大風大浪，為何願意安於這個寂寞而低調的譯者角色？
高中時，他是班上唯二立志要念文科的建中生，那是資訊封閉的民國50年代，他常去建中校園旁的美國新聞處（現為二二八紀念館）吹冷氣看雜誌，Life 和Time 雜誌是重要的課外食糧，也就此打下英語根底。他大一念政大外交系，趁課堂空檔讀完美國重要傳播學者、記者華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代表作《公眾輿論》（Public Opinion），閱讀能力也就此開竅。他第一次譯書是在台大政治研究所期間，因碩士論文與耶魯大學教授芮瑪麗（Mary C. Wright）主編的《清末民初革命史》（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相關，他邊研讀邊翻譯，每月一章，陸續發表於《幼獅月刊》。
1972年，林添貴進了《中國時報》編譯組，當時的主任是作家齊邦媛的大哥齊振一，上班第一天，齊振一就給這個年輕人一點下馬威，對他說：「找個位置坐下來慢慢翻，反正稿子不會用。」不過，林添貴後來的工作表現顯然深受齊振一肯定，兩年後，齊振一跳槽至《聯合報》，林添貴也被找去，「1974年，尼克森下台那一天，我還沒答應要去《聯合報》，就被找去幫忙。從下午兩點到晚上十點，譯了一萬兩千字，寫了半版，就這樣進了《聯合報》。」訪談時，林添貴分享著過去的經歷，信手拈來便是台灣媒體圈、企業界風火人物的大小佚事，且因記憶力極佳，幾乎過目不忘，反映在翻譯工作上便是守備範圍廣而深，題材艱難，類型多元。他在2009年正式退休，過慣了每天忙上 11小時的工作狂顯然閒不下來，他每天翻譯5個鐘頭，至今，已翻譯了50本書。他的速度來自紀律，每週工作5天，每日5至6個鐘頭，「我習慣去社區圖書館工作，通常不帶電腦充電器，電用完了先回家，利用充電空檔去健身房運動、沖澡，午餐後，繼續工作2、3個鐘頭。」9年來，他每個月穩定產出8到10萬字，50本書就在這樣的規律下完成。
當然，偶有意外，《毛澤東：真實的故事》可能是他費時最久的一本書。原書800頁，完成三分之二時，電腦連同備份的隨身碟在圖書館被偷，他苦稱為「2013年的六三慘案」。喪氣之餘，他倒先翻譯了汪浩的《冷戰中的兩面派》，3周左右完成。而完成速度最快的一本，則是批判美國外交霸權主義的《美國霸權的泡沫化》，時逢農曆年節，林添貴因為買不到回美國的機票，便在陽明山的家中待了8天，足不出戶，吃了兩百多顆水餃，一天一萬字，火速完工。
近年，關於國際關係的重量級書單也多出自林添貴譯筆，其中幾本亦是經他轉介，例如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分析美國外交戰略的《大棋盤》，1997年11月，林添貴赴溫哥華採訪APEC峰會，在回台灣的飛機上就讀完這本剛上市的新書，下飛機後正巧遇見立緒文化總編鍾惠民，便立刻推薦給他，「《大棋盤》是我經手過國際關係的書裡最簡潔扼要的，深入淺出地剖析25年後的世界局勢。」此外，他在翻譯美國記者、地緣政治專家卡普蘭（Robert D. Kaplan）的《南中國海：下一世紀的亞洲是誰的？》時，發現另一本由長期派東南亞的BBC記者比爾．海頓（Bill Hayton）寫的《南海：21世紀的亞洲火藥庫與中國稱霸的第一步？》更為詳盡，便請編輯盡快爭取版權，「卡普蘭的作品比較像遊記，Bill Hayton的《南海》則是從歷史淵源開始爬梳，讀起來比較有脈絡可循。」而後，此書也成為文官學院的指定讀物。
2000年後，因《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的賞識，林添貴兩度翻譯了余紀忠所贊助出版的傳記，一是60年代美國駐華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的《蔣經國傳》，二是《李潔明回憶錄》。後者的經驗奇特，李潔明（James R. Lilley，1928-2009）曾任美國中情局（CIA）情報官、後來擔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他在初稿完成後，余紀忠便要林添貴搶譯，趕在他生前出版中文版，然而英文原稿在美國出版前需中情局審閱，結果比台灣晚了三、四年後才以China Hands之名出版，成了譯本比原書更早出版的特例。
回顧初衷，林添貴笑稱自己退休後的生活是資源回收再利用，「人生進入65歲之後，有些歷練了，應該思考如何對這個社會有點貢獻。」他希望藉由翻譯工作讓讀者了解台灣在世界上的位置，這或許與他年輕時代想做的外交工作是同一件事。70年代至今，林添貴的百本譯作不僅豐富了關於政治、外交方面的知識系統，也為讀者提供了認識世界、亦對照台灣國際定位的重要窗口。
昨晚參加林添貴先生的百部譯作經驗分享會，晨起拿出林先生在1997年前後翻譯的季辛吉《大外交》出來重讀，說理清晰，立論精闢，文字淺白易懂，實在好看。
昨天林先生提到此書，說季氏本係德國人，英文厚重，他翻此書，曾遇到一句英文長達十四行，光是主詞就有四行，但這在中文翻譯完全不見，反而是舉重若輕，全給譯者化掉了，中間不知多少不為人知的心血。
林先生翻譯超過百本，昨晚張作錦先生說這是「林添貴障礙」，後人難以超越。這項功績固然可喜可賀，有賴於譯者有心、有志、有能力、有紀律，但這也是學術人士不願為、不能為、不屑為、不敢為的結果，才讓出這好大一片跑馬場，讓林先生盡情馳騁。
季辛吉雖然不是學者，但是他寫《大外交》，顯見用力很深，刻意展現自己對於國際外交領域的嫻熟，既要證明自己不只是強權角力的掮客，也訴諸歷史，為自己在外交實務的作為辯護，同時告訴世人，季某可不是過氣政客，不僅能飯，食量還不減當年。
像這樣一本書，以及許多林先生所翻譯的書，這項翻譯工作本來是學界所應承擔，只嘆翻譯之事，乃雕蟲小技耳，向為學界所輕視。這也就是昨天杭之先生所指出的點。他以自己為例，本習數學，但對哲學、思想感興趣，美國MIT、芝加哥西北大學出版社，對法國現象學與當代思潮有嚴謹而有系統的翻譯，讓他受惠很深。但台灣學界，向來重原典而輕翻譯，翻譯不算學術成就，學者若把譯作列入學術著作，還怕被別人誤以為「不務正業」。
這樣的觀念，當然是有其盲點。執著於原典，背後有其複雜曲折的心態，要討論得另闢章節。有人以為讀英文即讀原典，卻忘了英文其實是一種晚熟的語言，今天一般所說的「英文原典」其實是從其他語言翻譯而來，忽略此點，就有如刻舟求劍。即使以更古老的語言或書籍，也有類似的狀況。比如英文聖經由拉丁文翻譯而來，但拉丁文聖經難道就是原典嗎？非也。舊約以希伯來文寫成，新約聖經至少有些部分在拉丁文之前，還有希臘文的經文。何為「原典」？何謂「原典」？越是探究，就會越覺原典觀念的脆弱。
何況很多書籍，透過翻譯之後，更能產生影響衝擊。馬丁路德將聖經翻譯成德文，加以普及，宗教改革才會如此波瀾壯闊。而所謂具有讀原典的能力，並不表示有能力理解，有能力理解，並不表示就能轉成另一種文字。一昧執迷於原典，問題甚大。
知識產業有如食品產業，有著龐大的產業鏈，每個環節都在生產，每個環節也都在處理（process）。廚師不可能自己養豬捕魚，有賴於其他人飼養、撈捕、宰殺、處理。知識工作者也都是站在其他人處理過的知識上，加以詮釋、創發。有些人是在同一種文字系統內進行處理，有些人會涉及轉譯其他語言系統，有些人則專心把其他語言系統的知識轉為另一個語言系統的符號。就知識處理的角度來看，不管是翻譯或寫作，只要做得好，都有其價值。何以重論文而輕翻譯？而林添貴先生翻譯破百本的例子，其實也更突顯了某種不堪。
林先生以業餘之力翻譯的書，其中不乏暢銷萬本的書籍。保守估計，輾轉閱讀他譯作的人次，應該也有近百萬。身處學術江湖的人士，為求升等得生產論文，本為無可厚非之事，我也不敢隨便論斷，但其中必有相當數量的論文，既無學術重要性，也無閱讀人次。如果整個生涯寫個數十篇這種論文，無足輕重，也不過就幾千個人讀讀，遠不如林添貴先生翻譯半世紀不輟，能對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昨天杭之先生也提到，29日在紫藤廬，將有一場關於譯者彭淮棟先生的座談會，錢永祥、單德興、李有成、鍾漢清、彭錦堂、魏淑珠，以及幾位出版界的先生女士將會出席。座位已滿，但活動內容將會在紫藤廬臉書頁面露出，博客來網路書店、OPENBOOK與《思想》期刊也將會報導。
昨天林先生提到此書，說季氏本係德國人，英文厚重，他翻此書，曾遇到一句英文長達十四行，光是主詞就有四行，但這在中文翻譯完全不見，反而是舉重若輕，全給譯者化掉了，中間不知多少不為人知的心血。
林先生翻譯超過百本，昨晚張作錦先生說這是「林添貴障礙」，後人難以超越。這項功績固然可喜可賀，有賴於譯者有心、有志、有能力、有紀律，但這也是學術人士不願為、不能為、不屑為、不敢為的結果，才讓出這好大一片跑馬場，讓林先生盡情馳騁。
季辛吉雖然不是學者，但是他寫《大外交》，顯見用力很深，刻意展現自己對於國際外交領域的嫻熟，既要證明自己不只是強權角力的掮客，也訴諸歷史，為自己在外交實務的作為辯護，同時告訴世人，季某可不是過氣政客，不僅能飯，食量還不減當年。
像這樣一本書，以及許多林先生所翻譯的書，這項翻譯工作本來是學界所應承擔，只嘆翻譯之事，乃雕蟲小技耳，向為學界所輕視。這也就是昨天杭之先生所指出的點。他以自己為例，本習數學，但對哲學、思想感興趣，美國MIT、芝加哥西北大學出版社，對法國現象學與當代思潮有嚴謹而有系統的翻譯，讓他受惠很深。但台灣學界，向來重原典而輕翻譯，翻譯不算學術成就，學者若把譯作列入學術著作，還怕被別人誤以為「不務正業」。
這樣的觀念，當然是有其盲點。執著於原典，背後有其複雜曲折的心態，要討論得另闢章節。有人以為讀英文即讀原典，卻忘了英文其實是一種晚熟的語言，今天一般所說的「英文原典」其實是從其他語言翻譯而來，忽略此點，就有如刻舟求劍。即使以更古老的語言或書籍，也有類似的狀況。比如英文聖經由拉丁文翻譯而來，但拉丁文聖經難道就是原典嗎？非也。舊約以希伯來文寫成，新約聖經至少有些部分在拉丁文之前，還有希臘文的經文。何為「原典」？何謂「原典」？越是探究，就會越覺原典觀念的脆弱。
何況很多書籍，透過翻譯之後，更能產生影響衝擊。馬丁路德將聖經翻譯成德文，加以普及，宗教改革才會如此波瀾壯闊。而所謂具有讀原典的能力，並不表示有能力理解，有能力理解，並不表示就能轉成另一種文字。一昧執迷於原典，問題甚大。
知識產業有如食品產業，有著龐大的產業鏈，每個環節都在生產，每個環節也都在處理（process）。廚師不可能自己養豬捕魚，有賴於其他人飼養、撈捕、宰殺、處理。知識工作者也都是站在其他人處理過的知識上，加以詮釋、創發。有些人是在同一種文字系統內進行處理，有些人會涉及轉譯其他語言系統，有些人則專心把其他語言系統的知識轉為另一個語言系統的符號。就知識處理的角度來看，不管是翻譯或寫作，只要做得好，都有其價值。何以重論文而輕翻譯？而林添貴先生翻譯破百本的例子，其實也更突顯了某種不堪。
林先生以業餘之力翻譯的書，其中不乏暢銷萬本的書籍。保守估計，輾轉閱讀他譯作的人次，應該也有近百萬。身處學術江湖的人士，為求升等得生產論文，本為無可厚非之事，我也不敢隨便論斷，但其中必有相當數量的論文，既無學術重要性，也無閱讀人次。如果整個生涯寫個數十篇這種論文，無足輕重，也不過就幾千個人讀讀，遠不如林添貴先生翻譯半世紀不輟，能對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昨天杭之先生也提到，29日在紫藤廬，將有一場關於譯者彭淮棟先生的座談會，錢永祥、單德興、李有成、鍾漢清、彭錦堂、魏淑珠，以及幾位出版界的先生女士將會出席。座位已滿，但活動內容將會在紫藤廬臉書頁面露出，博客來網路書店、OPENBOOK與《思想》期刊也將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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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其譯──紀念彭淮棟先生，兼談台灣近四十年來的翻譯
時間 2018/4/29（日）14:30-16:30
地點 紫藤廬茶館（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16巷1號）紫雲
地點 紫藤廬茶館（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16巷1號）紫雲
2018年，春寒料峭，彭淮棟先生悄然謝世，
消息傳出，在兩岸四地引起廣大迴響，
許多讀者紛紛透過各種社交媒體提到自己曾受惠於他的譯作。
彭淮棟先生先後就學於東海、台大外文系所，任報社編譯，
日間上班，入夜伏案翻譯，完成三十餘本譯作，
其中不乏許多譯者視為畏途的文學、思想巨著。
彭淮棟先生投入可觀的心力，周詳思慮，化為中文，
這是他的翻譯流傳廣泛，影響深遠的原因所在。
彭淮棟先生向來少與外界交接，但這並不足以作為遺忘這位譯者的理由，
4/29的下午，在紫藤廬茶館，
我們邀請幾位彭淮棟先生的友人、學者、出版社編輯、讀者
從彭淮棟先生其人其譯的點滴談起，
並從他的譯作看四十年來台灣出版界的翻譯書。
消息傳出，在兩岸四地引起廣大迴響，
許多讀者紛紛透過各種社交媒體提到自己曾受惠於他的譯作。
彭淮棟先生先後就學於東海、台大外文系所，任報社編譯，
日間上班，入夜伏案翻譯，完成三十餘本譯作，
其中不乏許多譯者視為畏途的文學、思想巨著。
彭淮棟先生投入可觀的心力，周詳思慮，化為中文，
這是他的翻譯流傳廣泛，影響深遠的原因所在。
彭淮棟先生向來少與外界交接，但這並不足以作為遺忘這位譯者的理由，
4/29的下午，在紫藤廬茶館，
我們邀請幾位彭淮棟先生的友人、學者、出版社編輯、讀者
從彭淮棟先生其人其譯的點滴談起，
並從他的譯作看四十年來台灣出版界的翻譯書。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看到商務重譯重出史景遷《大汗之國》，覺得很高興的原因。書還沒細看，但是看到譯者出身學界，加了許多譯注，顯示此書分量，顯示譯者用力，也讓讀者獲益。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82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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